晚上10∶00刚过，总统到达白宫时，有消息传来，他扩展政府权力、限制随意提高铁路运费的法案在那天被国会通过，只待他签署。他的疲惫一扫而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因为愿意同国会的保守派集团做交易而被反叛者的报纸猛烈抨击，塔夫脱仍坚持“恒久的信念”，相信如果他能争取到国家所需的法律，“这些功绩最终将会自己证明自己”。现在铁路法案获得通过，他可以允许自己乐观一会儿，庆祝一下，将这个作为“走向国家监督大型公司之路的积极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州际商务法》的一项修正案。该法案“首次赋予委员会制止掺水股的权力”。

除铁路法案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进步主义举措等待他的签字：第一项首次确认了总统收回百万亩土地用作保护区的权力；第二项是邮政储蓄法案，“同强势的利益集团步步争斗”，给穷人提供一个安全存钱之所。事实上，就在那天下午，《费城晚报》的杰出主编认为，塔夫脱“毫无疑问地在过去三十天中强化了自身在公共评价中的位置”，因为美国“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他安静而衡一的方法背后蕴藏的本质力量……他的政策从头到尾都在坚定地捍卫公众利益，他更愿意不炫耀、不卖弄地工作”。

晚间入睡时，塔夫脱振作起来，相信罗斯福也会承认同保守派打交道的必要性。他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以及和罗斯福一样的热忱在完成进步主义目标。在罗斯福到达纽约的那天早晨，他派巴特上尉给罗斯福送去了第二封亲手写的信。信中他再次热情地重复三周前向罗斯福发出的邀请，请他来白宫会面。一旦再聚，他们可以重温旧日同僚情谊，就像罗斯福的妹妹科琳所记得的那样，他们非常喜欢彼此的陪伴，“笑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走廊和房间，然后伊迪丝会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时就是这样。’”

他们之间旧日情谊的修复——决定权在罗斯福而不在塔夫脱——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问题，“现代政治中，没有其他友谊对美国人民更具影响，”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因为这段友谊使两位最重要、最尽责的公仆变成更睿智、仁慈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巴尔的摩太阳报》一篇具有先见之明的社论指出，“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和观望”。罗斯福“手中似乎握着他的党派的未来，塔夫脱指望他施以援手。反叛者知道如果他们能赢得他的支持，正规军将一败涂地；老牌领导者战栗不安，野心家心生希望。他的决定对国家很重要，对他自己更重要。许多人曾大受欢迎，然而一日之内就跌落尘埃。罗斯福是否已经达到声望的顶峰，或是他将继续前行征服更多？这取决于他。他处于精神和身体的最佳时期，他对众多国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的权力是惊人的武器，可为善，可为恶。他要如何运用它呢？”

然而，为了理解这段友谊后续的复杂路径，我们须逆时而上，分析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相似经历，以及现在要使他们分崩离析的性格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