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并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状态，相互之间根据彼此的需要和问题的显现而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台湾当局、知识分子、财团，还是农民，他们之间都有对话的可能，既是博弈，也是成长。

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

绿妖在文中并不避讳大资本对农民的虎视眈眈，也不避讳台湾政治对农民的压抑，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又加速了农村的式微，这是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当局、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彼此互动中寻找新的，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够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

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

理想的生活，是更公平的关系，更繁茂、健康的自然，更有利于人性生长的社会空间。农民仍有迷茫，地方政府、企业家和那些资本的攫取者，仍然无孔不入，但是，有这些“在地”的卫士，有这样相对宽松且具有生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

读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很难不为文中这生机勃勃、这自信、这份爱而感染。虽然社会仍然芜杂，乡村还在衰败，但是，如果有这份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形成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支撑，从这一衰败的肌体里面，或者还可能开放出更有韧性，更有个性，并且包含了更健康的未来的花朵来。

小女子干大事。绿妖文弱，身体里驻扎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文艺青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面，成为矫情、苍白、可笑、不切实际的象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文艺气质，这样的理想主义，才使得绿妖能够超越身体的弱小，走入到大地，实实在在去看见、考察大地生活内部的运作和肌理。并且，一针一脚、朴素地为我们呈现出来。

这本书，在大陆，谁需要看？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农民？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看。

它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一位社会中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使自己更充分。“民主”“自我”“文明”，这些并非是宏大不可及的话题，而是细小而微到我们的每一次吵架，我们吃的每一粒水果，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河流。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而农民、植物、山川，不只是某一元素，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是生命的渴念之地：大地劳作、生长颓败、四季运动、花开花落、星辰灿烂。

梁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