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口及盘商，与果菜拍卖市场，一民间，一官方，其发展脉络，也是台湾农产运销发展史。盘商，民间早已有之，如粮商、肉商、蔬菜商，当台湾农业脱离自给自足，进入商业化，盘商亦发展为运销企业。盘商有：产地盘商、中盘商、大盘商……和刘昌炀父亲合作的盘商，只需投入租金租赁货车，固定时段上门收货，运到台北后再做批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产地盘商，就地收购后，再自行批发给各地果菜批发市场；也有盘商持现金上门收购，通常目标为紧俏的农产品，如新社的香菇；也有“买青”，即还未收获时，低价包下整片地收成。如果该农作物大涨，则可狠赚一笔，手段类似期货操作。未有果菜批发市场时，财力雄厚的盘商可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赚取大部分利益。零碎、多链条的销售路径中，源头的农民处于弱势，利润多被中间的大小商人吃掉。甚至，活跃在农村的诸多“贩仔”（农民对盘商的称呼）中，还出现了农民给了货却收不到钱的混乱。缺乏管理的行口也有类似混乱，农民的货物发到台北后，卖价及货款回收根本没有保障。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各地果菜批发市场纷纷设立，各级农会积极参与（共同运销的手续费一度是农会重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共同运销兴起，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结成一体。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初见雏形。1972年，“行政院”公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改革农产运销制度”列为九大措施之一，在消费地，兴建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果菜批发市场，于生产地推行农会办理共同运销（再次验证，政策通常是跟随民间脚步），至1976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争夺战中，一度民间占据上风，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卖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盘商则不必考虑纳税问题，当然农民更愿意卖给盘商。之后，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出售其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农民的农业收入免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决了该问题。至此，“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共同运销”借助农会或青果社集中运销农产品，使其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得以在小农经济的台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农民不必再为自己每一季农作物的销售单打独斗。它将台湾农作物的销售，嵌入整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而官方、民间渠道的竞争，有效遏制其中一方垄断，并促进包括物流在内每一环节的高度分工与成熟。如今，傍晚时分的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摆出当天要卖的农作物，已变得如此寻常。

相较于每年花费巨额预算的“公粮收购”，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制度”则是以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公粮收购”成本高昂，却未改变稻农困境。同为经营面积人均一公顷左右的台湾小农，种一公顷的稻农一年收益不到十万，不抵去工资最低的工厂做半年工。而种一公顷的蔬菜或水果如刘胜雄，可以达到台湾农户中等收入，靠种菜还能外出旅行。而从市场角度考量，“菜土菜金”，或许也是市场化竞争必须承受的风险。

当然，卖农产品，最方便的还是上街摆摊。新社的菜市场，在农会外面的街两边，连绵几百米。没有摊位费、不用交税、地点自便。仔细观察发现，第一，菜市场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吆喝。看来虽不禁摆摊，但对噪音有所控制；第二，果菜凌乱丰富，但多严守界线，退在路两侧一条白线之内，白线是道路和路肩的分割线；第三，卖完收摊，小贩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直至彻底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