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做出了上述努力，在原定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日子，1947年11月26日，支持分治的国家仍然面临着一次可以预见的失败。通过决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为了抵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选票，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需要22票，多于联合国大会的三分之一票数。为了冲抵每一张反对分治的额外选票，他们还缺两张赞成票。代办处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一边计算那个星期三上午联合国大会57个成员国的选票，一边警告他的同伴：“太悬了，我们必须再拖一拖。”

在经历了两千年的等待之后，犹太民族还需要再等待一小会儿，找到所需要的额外时间，确保获得通过分治决议的足够选票。夏里特选择的策略是用冗长的演说，迫使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延期，不能发起投票。他们的拖延战术不仅为犹太代办处领导们赢得了一个额外的晚上，还有一个感恩节的休会期，这期间他们可以拉还不够数的选票。

在至关紧要的休会期间，四个反对分治的国家，希腊、海地、利比里亚和菲律宾承受了种种外交压力和威胁。美国再次动用白宫的威慑力，施加其巨大的影响力以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菲律宾总统卡洛斯·罗哈斯（Carlos Rojas），警告说：“菲律宾如果还是继续努力投票反对分治，它将失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朋友和支持者。”26名议员发电报给罗哈斯，敦促他改变菲律宾的投票。菲律宾大使被白宫召见，听取了直白而强硬的新闻发布会。最后罗哈斯命令他的代表团“以国家更高的利益”，改弦更张，投票赞成分治。

在受到犹太人抵制其产品的威胁之后，凡士通橡胶公司的哈维·凡士通（Harvey Firestone）亲自干预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Tubman）。杜伯曼被告知，如果利比里亚不改弦更张，公司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计划。资深政治家阿道尔夫·A.博尔利（Adolf A. Berle）也出马了，给海地政府施加压力。希腊人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他们所日益仰仗的援助者正面临一场内战，另一方面又担心散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许多希腊殖民地也重演分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