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副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的样稿旁边写“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经国先生之显妣也”，接着在一旁写下“显妣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取代，并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设想得面面俱到，铭刻“‘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而不是铭刻“‘蒋母’毛太夫人之墓”，既顾虑到蒋介石，让他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原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经国敬立”。

将毛福梅生前事略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一大盛事。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措辞引起宋美龄不悦，事前也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吴稚晖写好，蒋经国将毛福梅传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蒋介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故而，蒋经国在1948年6月28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考。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以儿意为念。”

换句话说，吴稚晖不仅不认同蒋介石父子以“蒋经国生母”称呼毛福梅，更不认同蒋介石把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后，曾由蒋母王太夫人将毛福梅收为“义女”的情节，纳入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传略及祭文之中。因为，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将毛福梅收为义女，是为免毛福梅离开蒋家的权宜之计，此为王采玉、蒋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间的事，与蒋经国毫不相干。吴稚晖的意思至为明显，蒋介石要注明此事，应是避免宋美龄之吃醋。但是，事略与祭文的主人公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故而根本无须以此狗尾续貂。

由此可证此时之蒋经国内心之压抑，以及为了不致影响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关系，表现了他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关于毛福梅的归葬事宜及立碑、传略、祭母文，实际上最后都有蒋介石干预的影子。例如，吴稚晖写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显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蒋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勒的却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这最后手笔乃是蒋介石修改后的结果，说明蒋介石仍觉得以“夫人”称呼毛福梅似有不妥，为免造成宋美龄不快，故修润成“太君”二字。按唐宋之间，凡四品官都可称死去的母亲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