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出门了，不研究了，而吾家锦晖却以编排歌舞为业，我们现在能够判别的，他那必种流传最广的儿童歌舞剧，如《葡萄仙子》就包含‘呆子吃醋’和‘卷珠帘’；《月明之夜》就包含‘铜钱歌’和‘十杯酒’；《三蝴蝶》就包含着‘出台子’和‘采茶歌’；《麻雀与小孩》是他的最早的作品，就包含着一支最村俗的‘打铁歌’， ……这个经验，证明歌曲所以风行者，有本有源。”

父亲在文章里提到的祀孔，是指祭祀孔子。祀孔分春、秋两祭，是所有乡民们盛大的节日。祀孔的歌舞一般采用中和韶乐。韶乐，史称舜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规模盛大综合古典艺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曾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中等级最高，运用时间最长的雅乐，但到了唐宋，史籍是再也找不到《韶乐》的记载，《韶乐》已被历史湮没了。中和韶乐是明清两朝用于祭祀、朝会、宴会的皇家音乐。中和韶乐和以律吕，文以五声，八音迭奏，玉振金声，融礼、乐、歌、舞为一体，以表达对天神的歌颂与崇敬。当然，乡间的祀孔歌舞是不可能有上述这般繁复而齐备的，但其庄严沉穆，和欢快活泼的花鼓戏等大是不同。雅乐在庙堂之上独享尊荣，俗乐却在乡间如野草般疯长。雅乐和俗乐就如此并行不悖、共存共荣。

湘潭的民间歌谣，也极具特色，尤其是情歌令人难忘。水陬间、山皱处，凡有人的地方，无不滋生着一串又一串热烈缠绵的情歌。男子在田里劳作，抬头看见对面山道上走了一位娇俏的女子，男子吆停牛，手扶着犁把张口就唱道：“对门姐姐出了门，皮肤白嫩爱死人，今年爱死张古老，明年爱死吕洞宾，三年爱死两个人。”或是：“见妹实在生得乖，蓝袄汗衫红绣鞋。两眼好比青铜镜，抬头照亮九条街。”再如：“想妹想得疯又癫，拿起犁头去砍树，拿起斧头去犁田，接连砍了好多年。”俏皮而深情。女子唱起情歌来也是火辣辣的：“唱了歌，忘了歌，野猫拖鸡忘了窝。相公提笔忘了字，姐织绫罗忘了梭，一心只想我情哥。”“想给情歌做双鞋，没有尺寸难剪裁，抓把石灰撒路口，悄悄等他走过来。”多年后父亲远在新加坡谱写《桃花江》的旋律的时候，脑子里回想的，不但有故乡的山水，也有故乡这些深情款款、热辣直白的民间情歌的。

那时农村苦寒，又兼社会动荡，农民的生活亦是艰难，就有许多不平的歌谣从农人们的口里喷溅而出：“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糖，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唱支山歌看世情，世上几多不均匀。几多大户烂了谷，几多娘娘没嫁人。几多朱门酒肉臭，几多路上饿死人。”父亲对农民一直怀有着深深的感情的，哪怕是后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也一直未曾忘怀家乡的人民。后来他写了《可怜的秋香》，就是这种情愫的深深影响。

沅湘之间这些看来土里土气的民歌，其实大有来历，它原名“竹枝”或是“竹枝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开来，屈原作《九歌》，就是记录了“竹枝”中祭神歌后加工整理而成的。到了唐代，刘禹锡把它整理了一种新的、流传至今的诗体“竹枝词”。他在《竹枝词》的引言里写道：“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徘徊，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十余篇。”刘禹锡有首竹枝词是这样写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试和一首流传在沅湘之间的情歌比较：“你看天上那朵云，又像落雨又像晴。你看路边那个妹，又想恋郎又怕人。”稍一对照，其比兴手法、谐音修辞如出一辙。父亲喜民歌，曾和父辈们学填过竹枝词，又长年浸润在这种如歌的氛围里，对他以后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他在《我和明月社》一文里说：“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也是源于他在童年、少年时对民间音乐的了解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