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起吴晗，一定要提到一段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师生之情。而这位对吴晗青睐有加的老师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颇多但学识渊博的胡适先生。他们两个，一位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中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一位是刚刚离开小村庄没有任何治学经验的青年学生。因这教授的爱才，学生终得以在文史方面闯出一条路来；更因这学生的勤勉好学、天资聪颖，这“一高一低”的两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是友好的师生，更是互相扶持的忘年交。如果不是大革命，如果不是中国形势的急转直下，如果这两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这份师生之情一定会延续下去，贯穿他们的一生。然而，历史总是没有如果的，历史也是不能转变的。历史注定了吴晗将超越他的老师，并紧跟着历史的脚步向前走去。

在中国公学的选修课“中国文化史”上，吴晗第一次见到了风度翩翩的胡适先生。戴着眼镜，梳着分头，穿着大褂，温文儒雅的胡适让吴晗非常欢喜。课堂讲授过程中，胡适的博学多才让吴晗十分佩服，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道更是十分推崇。吴晗在1930年写出了处女作《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胡适的特别欣赏。此后，吴晗开始与胡适先生开始通信，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吴晗用《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所得的八十元稿酬作路费，来到了他多年向往的北平。

北平的故都风貌，前门的城墙和城楼，都给了吴晗一种厚重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震撼。他决心在这里奋斗，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义乌人。但是，吴晗孑身进京，无依无靠，早就萌生的转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希望很快便破灭了。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中日文编考部馆员的职位。

机遇往往隐藏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所谓的得失也不过是在一时之间，得失之后，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吴晗读了半年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为吴晗后来的《胡应麟年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吴晗一生从事明史研究的开端。

《胡应麟年谱》大受胡适的赏识。胡适亲自致信，将《胡应麟年谱》寄给当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与教务长张子高，要求校方给吴晗特殊关照。吴晗获得了工读生的机会，每月收入有二十五元大洋。这二十五元远远超过了当时普通百姓每月四元的生活水平。胡适的推荐不仅解决了吴晗生活上的问题，还提高了吴晗在清华的地位，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对吴晗“甚为青目”。1931年9月，胡适致信吴晗，希望其成为一名“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胡适如此关照，再加上吴晗本就对这位教授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崇敬之感，吴晗很快就接受了胡适的治学精神，并且自己开始了明代史料的考证与研究。

历史似乎总是认为吴晗不该过上平稳的生活。就在吴晗收到胡适的信件之后的第六天，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让本想安心在书斋中专攻明史的吴晗摇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