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隆隆地、不时呜呜地嘶叫着，驶过一片原野。旱哪，一片干旱，热浪滚滚。棕褐色的土坯农舍蹲伏在干旱的暑气之中；阡陌纵横，土地龟裂。西部大平原遭受了旱灾，小麦枯死，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仅是庄稼枯死的问题，还有滚滚袭来的兵灾。五十万大兵也得吃饭，的确也在吃；他们像蝗虫一般掳掠、吞噬着麦秆上的青涩颗粒。北洋军阀的部队也一样，犹如蝗虫，灰蒙蒙的一片，从天而降，吞噬着大地。蒋介石用银子收买了那些军阀，报纸以惊人的标题宣传“和平已经实现”、“百废俱兴”、“前途光明”，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一仍其旧。每到一站，爸爸总是走到站台上四下看看，和站长聊上几句。在一个站台上，有大约三十来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大兵。他们身穿破破烂烂的灰色军装，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人们都把眼神避开他们，绕道而行，生怕灾祸临头。有些大兵两条胳膊都没了，有些只有一条腿；还有一个没手没脚的兵，全靠四截残肢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这些大兵饥肠辘辘，向火车里的人讨钱，或者可以说是硬要钱。他们从一个打开的窗子走到另一个窗子，哭丧着脸，眼射怒火，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手里拿着权作饭碗的破瓦片。“遭遣散的兵，”爸爸说，“残废。”士兵们受了伤就被部队赶出来成为乞丐了事。但是在这帮瘦骨嶙峋的大兵里，也有身强力壮的。他们要上车。站长劝阻着：“大兄弟们，好兄弟们，车上人都满了。”的确，三等车是满了。在前一站，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要爬到车顶上去，被人给打下去了。大兵们还是上了车，因为谁都怕他们。有五个爬到蒸汽机前，把自己绑在机车排障器上。火车又轰隆隆驶向前方。

中午到达天津站。天津是一座大城市，一个港埠城市。城里有外国租界，驻有外国军队，英国兵、美国兵、日本兵，他们的枪口上都插着刺刀。铁路上也有外国兵。新政府铁腕人物蒋介石要把铁路收归国有，从外国人手里全部收回。报纸上是这样说的。但妈妈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这不可能。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他们太强了。”

玛丽安要吃糖。妈妈把装食品的篮子打开，篮子里有火腿三明治、熟鸡蛋、苹果馅饼、水果硬糖等等。乞丐们一下子围拢过来，用手扒着车窗玻璃，警察用警棍把他们轰走。苍蝇也来凑热闹，变魔术般地成群结队而来，叮咬裸露的胳膊和大腿。它们照样也被赶跑了。有只苍蝇飞进了玛丽安的嘴中，玛丽安一口把它吐了出来。

天津有两个火车站：　总站和东站。火车抵达东站时，哥哥来了，眯着他那双近视眼在到处找我们。

“他来了，”妈妈说她的儿子，“老近视眼了，怎么也不戴副眼镜呢？”

哥哥在这大热天显得又白又瘦。他穿着一条白短裤、一件白衬衫，戴一顶遮阳帽，就是欧洲人夏天都戴的那种。他说天津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他在工商大学教书，挣的钱比在铁路上工作了十四年的工程师爸爸还多。

“你应该到这儿来，”他对他最喜欢的妹妹罗萨莉说，“你该来天津念书。北京是个鞑靼人的乡下，落后。老是那个样子，什么新鲜事都不会发生。”

哥哥住在一个德国公寓里，叫阿佩尔特公寓，在原来的德租界。他崇拜德国人。“这个国家就得让几个德国人来修理一番。”

汽笛响了，火车呼隆呼隆地启动了，哥哥人很高，人影一时还能看见，不久便消失了，消失在一晃而过的一根根电线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