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瞧着那个日本人，说：“要给二十块钱。”

日本人咧嘴笑了起来，露出一副白牙齿，然后又放声呵呵大笑了一声，那个红发女郎也跟着一起大声地笑。

“哼!反正他得给钱。”她边说边抬手向上一指，“来吧，上楼。”

我又坐下看我的动名词。不一会儿，只听得日本人走下楼敲大门。我把大门打开，他满脸堆笑，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用粉色糖纸包的糖果，放在我跟前的桌子上，摆了摆手，鞠了个躬，就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上床躺下后，伏隆尼卡跟我讲了楼上女人的事情。

“你是说，”我问伏隆尼卡，“海斯小姐是一个娼妓？还有格蕾小姐也一样？”

伏隆尼卡哼了一声。“别那么孩子气。人嘛，都得活下去。钱没有，就没法活。她们总归会找到好男人结婚的。不然，她们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生活。”

“但是，”我说，“那不是很难过吗·”

“我看，习惯了就不难过了。”伏隆尼卡回答道，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当然，在我忙着抓臭虫的时候，会恍然大悟一些东西，就特别想知道一些详细情况。但是，伏隆尼卡那副老于世故的神态，叫我不敢再追问下去了。过了一阵，我才睡着，忘了做祷告，连北京修道院嬷嬷为了让我通过考试专为我编的那套祷告词也忘记念了。

在伏尼雅可夫家的这段生活，又是臭虫咬，又是闹痢疾，尽管如此，日子还是过得出奇地舒服。远离妈妈倒也耳根清净，也可安之若素地对待事情。除此之外，谁都知道，那些在大革命后死里逃生的俄国人，历经磨难，任何痛苦跟他们所受到的折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海伦娜就是这么说的。“说实在的，今天我到了这种地步，要是我尊贵的父母看见，一定会连声呼唤神圣的圣·安，仁慈的万神的圣母。他们定会发问：我们的女儿到底造了什么孽，竟然遭到如此报应! 可是，这一切都发生了。我还算幸运。在逃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很多人就没有挺过来。好歹我没死，我的孩子没死。我运气太好了。”

大革命爆发时，海伦娜已经成家，伏隆尼卡也已出生。海伦娜和她丈夫带着伏隆尼卡，不是向西，而是向东逃跑，因为她丈夫当时在切里亚宾斯克做官。海伦娜经常强调，她丈夫可是个大官，她自己跟妈妈一样出身名门。他们出入宴会厅，行屈膝礼，吃冰激凌，戴的手套长及肘部，冬天脖子上还悬挂系在黑绸带上的大奖章。

逃到伊尔库斯克的时候，海伦娜丈夫染上了斑疹伤寒，一命呜呼。海伦娜和同伴们又遇到西伯利亚强盗的伏击。双方开枪交火。海伦娜抱着伏隆尼卡死里逃生，继续东行，横跨西伯利亚。

“沿途发生的事情，”海伦娜说，“说也说不完。有时候一连几天几夜吃不到东西。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活下来了。伏隆尼卡也活下来了。”

一年多以后，海伦娜跟十万白俄一起，抵达哈尔滨。“那里的情况更恶劣。满城都是难民，有些在沿街乞讨，有些在江边气息奄奄。江水里漂浮着腐烂发臭的尸体。难民们什么活儿都肯干，连中国人的活儿都肯干。他们跟中国苦力争活儿，扛东西，拉大车；许多许多人被迫干坏事。”最糟糕的是，有些白俄发难民财，他们开夜总会，雇用女孩子给他们干活，雇用童工制皮革，做火柴，一天干十四个小时。许多孩子因中毒、劳累过度而夭折。

海伦娜险些落到一个凶残暴虐的白俄手里。这个白俄工厂主，经常殴打厂里的女工。“他还是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呢！”海伦娜设法从哈尔滨逃到了天津，在一家洗衣房工作。最初，她洗完衣服之后，两手长疮。天津也一样，到处都是白俄。他们讨饭，争着拉大车，甚至在垃圾堆里觅食。不久，因为军阀们需要保镖，需要有私人卫队，体魄健壮的男人就组成了民团为军阀服务。日本人也征募了许多白俄，把他们派遣到西伯利亚去打仗。英国人、法国人也都招募白俄当兵，叫他们在租界里巡逻，镇压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