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后来失掉组织联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刻的信念，因而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献出25万元稿费，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一是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自豪地宣称：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感情，这言语，这理想与信念，是多么真挚，多么感人！

3月31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这是一项英明的决定。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又感到有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这个喜讯如若先生在生前能够听到的话，那对他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激励啊！他会感到莫大的荣耀和幸福。谁知，我的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先生的遗愿。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茅盾先生去世后，我为刊物挑选先生的遗作和照片，同时也为慰问先生的亲属，几次到先生家里，也顺便向先生的儿子韦韬同志谈及这种心情，韦韬同志才告诉我一些细节情况，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3月14日，先生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概是有不测感觉。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么两封信，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韦韬同志便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儿子笔录完毕，先生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韦韬于是也就用手扶持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他才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作家协会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但是他嘱咐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

那么为什么先生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同志介绍说，去年夏天，先生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提出申请入党，当时他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同志向他介绍，现在党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入党，产生信仰危机，茅盾先生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坚定的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他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和信念，从心底呼唤出生命的最强音：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我的心向着你！”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说实在的，当我知悉这一情况后，当天夜里，辗转反侧，激动不已，我失眠了。我觉得，对于先生，更加令人崇敬、令人热爱了。

此刻，一个清瘦的、正直的、我所尊敬的老战士的影像，仿佛愈来愈清晰、愈真切、愈高大……

我们的汽车依然风驰电掣般地疾驶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没有风，没有雨，更没有落雪，然而我却仿佛感到了一股寒风，一阵寒流突然袭来，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不由得发自内心地痛苦地自语道：

啊！崇高的灵魂去了。安息吧，敬爱的茅盾先生。

1981年4月12日，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归来，匆成。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