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通过1946～1950年编著的书籍和文章（见本书第2章第4节）分析指出，在19世纪欧洲的海外和大陆帝国主义时代，就曾出现过一系列最终在德国形成极权主义的要素（她还将这种论证延伸至苏联及其他帝国主义强权体制）（包括民族国家）。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没有非常确定的原极权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出现。她极其细致地考察了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是如何发展、阶级矛盾是怎样被激化以及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的；如何形成这样的大众社会以及如何让摘除了根基和被剥夺了权利的“多余的人”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和牺牲品。为了阐明一种作为自然扩展或必然历史过程的极权体系，她探索了帝国主义国家所必需的官僚的本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当她1946年在《党派评论》中论及有关德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帮凶时，也算上了海德格尔。他被视为“最后的德国浪漫派”。）

1951年，这本书及其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统治中的每一部分问世后则成为相关后续研究的经典和参照点。（刚刚获得美国国籍的）阿伦特认为苏联是极权体制的言论点燃了冷战背景下激烈的争论，美国因为参议员麦卡锡和反美委员会的阴谋活动而走上危险之路。她的论证受到共产主义反对者的欢迎；那些深受麦卡锡主义煎熬的美国左翼人士还总是希望，社会主义应是克服危机的钥匙，认为这部著作对“冷战斗士”有益。她的这本以及后期的所有著作都很难用惯常的左和右的标准来衡量。她指出，这种划分超越了极权主义的时代。如果要对这种旧的划分标准念念不忘，人们就几乎不能接受下述前言中的信息：为我们对集中营的恐惧所主导的、对极权统治本质的洞见，可能帮助去除所有过时的左派和右派的政治阴影，而且在它们之外以及在它们之上，建立起判断我们时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它是否会导致极权主义统治？（摘自伊丽莎白·杨-布吕尔，2006，第39页）如果谁继续按照旧的逻辑考虑问题，他就很难从阿伦特用“国家共同体”（comity of nations）的想法回答极权主义的论述中获取充满希望的信息，包括使“共同体”变成不可能的多个民族国家的联盟。这种联盟有别于联合国，后者强制性地以冷战的竞争形成。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是用英语写成的，后来又经过一个美国朋友罗泽·法伊特尔松（Rose Feitelson)女士“英文化”处理与润色。在阿伦特英文书稿尚未完成之时，她就开始将其翻译成德文。1949～1950年冬，她以犹太文化重建（一个管理被纳粹抢夺的犹太人的文化、艺术品的组织）负责人身份返回德国时，就带着自己的翻译项目，利用拜访诸多德国大学的机会向其推介自己的部分课件，为教授德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做积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