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眼越来越痛，“难友”朱少校帮助我，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我到附近农家讨盐，一位太太说，她家的盐用光了，还没有补充，她让我进厨房察看，柴米油盐一无所有，锅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进另一农家，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但是必须班长许可。我又到处去找班长。

讨到了盐，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护士。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好一个慈悲的班长，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六英尺左右跟着，他沉默无声，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我有机会看到“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怎么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怎么没有老翁抽着旱烟袋聊天，怎么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秸高粱秆。安静，清静，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当初“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而今“人民不留一针一线”，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六十万俘虏参军，第二年，七十万俘虏参军。济南十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中共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 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为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中共这一着高明！国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量丰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做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