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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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