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读者不解，便致函《新青年》问：“为什么你们主张中国向德宣战？”陈独秀著文答曰：一、对德宣战不是想获得赔款，也不是报旧怨，与主张公理更无关，而是要为中国争得一点弱者的生存空间。既然已与德国断交，已非中立，与其骑墙，莫若宣战。二、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复科举、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三、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一日，亲美外交总长伍老博士伍廷芳，到新婚的蔡元培家拜访，以求其新夫人黄仲玉的画为名，实际上是拉社会名流支持亲美派的对德方略。一位清末显宦名流，低声下气地到士子群里寻求支持，让蔡元培不胜感伤——想不到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下作！相较之下，北大真是一块干净的地方。不走仕途的学者再愚蠢、癫狂，文人的操守、道义还在，也有真学问在。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终于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告结束。段祺瑞带随员移师天津。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在吴玉章等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蔡元培看到周恩来的记录，一下子被这位少年郎的飘逸而有魏碑风骨的小字吸引，所记似无差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趁吴玉章与南开敬业乐群会座谈之际，蔡元培决定去请自袁世凯死后一直隐居天津的刘师培。蔡元培此次来津之前，陈独秀去广济寺听人讲学，无意中见到穷困潦倒、一身是病的刘师培。老友偶遇，惊喜中又添些伤感，分手后，陈独秀去见蔡元培校长，希望给这位与章太炎（枚叔）并称“海内二叔”的申叔在北大谋一教职。于是，蔡元培决定借去南开演讲之便亲自去请他出山。往事如烟。路上，想的都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改名光汉，号左盦，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证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三世传经，曾祖、祖父、父亲皆为清代乾、嘉时的经学家，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

刘师培虽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名流，其个性极为复杂，其操守也被诟病。从弱冠算起，由热心科举的士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甘当清廷密探，甚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多变、背叛行径被学人所诟病。爱其才者，以“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其开脱，而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把自己的背叛丑行说成是受人教唆，一股脑儿推给蔡元培、黄兴诸人，就有些无耻了。

刘师培8岁学《周易》，12岁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禀赋极高。有载：“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其1901年17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于是意气风发地于1903年赴开封会试，不料落第，懊丧不已。在回仪征的归途中，常饮酒买醉，对会试屡有微词，癫狂时，把科举伪弊骂得体无完肤。官府闻之欲拿问治罪，故有“由扬州以政嫌遁沪”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