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分倾向于把沙龙精神带入文学之中，又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称之为政治领域中的文学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与新颖甚至真实，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极易被演员的精湛技艺和华言丽语所感动但却撇开戏剧效果于不顾，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做出决定的那种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国历史上涂抹着革命颜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维尔遇到了好友让－雅克·安培。上午刚刚目睹了奥尔良党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头鼠窜，托克维尔自然无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着对方脸上的快意：“我认为安培反对他们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说一句是出于个性。”托克维尔觉得，法国人似乎一有不顺意就要革命，要心满意足地看到旧政权被扳倒，不管这个旧政权是否还可以忍受，也不管社会要因此发生多少动荡。他进而说，文人对社会心理中存在的这种习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从类似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详细批判过文人涉政。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逐渐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这几个范畴互相都有极大的重合，知识分子很多都“公共”，有专业的哲学功底或有哲学化写作的爱好，著书立说，发表言论，与狭义上的作家过从密切。到20世纪，请愿书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识分子名字，让这一传统越发明显。从埃米尔·左拉开始的知识分子光荣史，其实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时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否认安培之流的真诚。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一代代文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就连自己的真诚都越来越难以保护或证明了，想凭借良心独立引导公众舆论的空间日渐式微。左拉的控诉大约是出于真诚，多少年来被传为佳话，可就在当时，《我控诉》一见诸报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随两大阵营的定名被符号化：挺德派如获至宝，打出左拉的旗号招揽信众，反德派则照例搜寻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时爆些料以正视听。一句话，双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恶名——而不是控诉本身的雄辩性、逻辑性和说服力——为自己的阵营吸引加盟者，给他们灌输以党派化的“真相”。斗争的成败似乎不再取决于真相如何，而取决于能否搞臭一个名人、一个组织、一支势力。

安德烈·纪德的遭遇是又一个明证。1936年，他不合时宜地出版了《访苏归来》，一本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但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纪德揭露苏联内幕之清醒人心的效果，便遭党派思维方式的削弱下而大打折扣。等到法国沦陷后，人们甚至可以说，是《访苏归来》客观上导致了左翼联盟的分裂和右翼亲纳粹分子的嚣张，如果不是他，左翼力量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绝不会在大敌当前时这样麻痹，法国也不会这样不堪一击。特殊的政治形势让文人涉政落得悲剧下场的概率更高了。一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他们探讨理论、救济苍生的热情有余，欲襄助政治经济现实运作却力有不逮；另一面，他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党派性政治文化的扭曲化解读，一旦想坚持良心独立，更会立即遭到左右两方的厌弃。

文人涉政究竟是否值得？文人涉政行为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研究的第一个人物，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涉政人选——不仅涉政，而且直接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