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在时间上比魔幻现实主义还早的成分：超现实主义。安德列·勃勒东1938年被法国政府派到墨西哥城，他来了之后，这里的原始状态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与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和流亡人士托洛茨基相遇，二人合作写出Pour un art révolutionnaire indépendent（《为独立革命的艺术》），他们的朋友圈子里还有画家迪亚哥·利维拉及其妻子弗里达·卡洛。这里的存在方式使勃勒东大为惊叹，尤其是那些节日，如死人节，在墨西哥人的宗教里，生者与死者共同存在。在此10几年之前的1924年，他在一份宣言里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纯粹的精神自发主义。他相信，以释放潜意识为特点的自发主义在墨西哥文化里是存在的。勃勒东提出了le hazard objectif（客观偶然性）这一概念，强调秩序与混乱并存。勃勒东的墨西哥之旅遇上的现实之所以如此诱人，正是因为混乱在这现实里扮演的角色。

在勃勒东发表宣言的时候，心理分析学说在欧洲的专业领域流行开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从童年开始性就是定义人生的力量，强调梦是通向无意识的窗口，人的内心斗争通过无意识进入意识的王国。最初他的这些理论被视为无稽之谈。但一战结束之后，他的理论在奥地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中上层流行开来。在艺术领域，超现实主义革命是这一意识的深化。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理性将隐藏的、非理性的、性的信息压抑在下面，意义本身就是对这些信息的表达。按照这一说法，勃勒东在其超现实主义宣言里探索了超自然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与陌生的、意料之外的、梦幻般的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等同起来。他指出：“凡是超自然的都是美丽的，而且只有超自然的才是美丽的。”他很喜欢斯威夫特和爱伦·坡等作家，在他看来，这些人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表达了人类灵魂里兽性的力量。按照勃勒东的说法，这些作家放纵他们内心里的孩子，揭示出人类生活中冲动的、未开化的一面。

虽然勃勒东的越洋之行走访的仅仅是墨西哥（在其1940年出版的L’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 [《黑色幽默文集》]里，他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次旅行），但打个比方说，他的视线已经将整个拉丁美洲囊括进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国读者马上在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里发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成分。比如小说“La incredible y triste historia de la cándida Eréndira y de su abuela desalmada”（《纯真的伊兰迪拉与她狠毒的祖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的故事》，一般简称为《纯真的伊兰迪拉》）描写了一个女孩，她的祖母为了让她还债强迫她向成百的男人卖身，这些故事被当成寓言来读，因为故事描写了在拉丁美洲依然存在的扭曲的、原始的性行为。在《巨翅老人》和“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世上淹死的最英俊的男人》）里，作者提出了相同的道德评判，这两个故事也收在《纯真的伊兰迪拉》选集里。（前一个故事的英文版最先发表在《新美国人评论》上，哈泼和罗出版、泰德·索洛塔洛夫编辑；后一个故事发表在《花花公子》上。）在这两个故事里，一个故事或是另一个故事的反驳或是深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故事不同，上述两个故事的副题是：《儿童故事》），其中探讨的是成年和男性身体。在第一个故事里，当地人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天使从空中猛然坠落；在第二个故事里，一个巨怪被海水冲了上来，其实作者探讨的是相同的话题。

这两个故事被理解为作者对当地宗教的反省，那里的基督教从土著文化里吸收了种种因素，创造出一神论和偶像崇拜共存的混合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在他的人物里安排一个牧师，用他来充当教会的正式发言人，但镇上的居民将其视为信不过的人——或是专注自己的利益或是充当外国势力的买办，他们的影响仅仅是象征性的。上述故事也是对政治腐败的批判，那一地区内战不断，无法变成充分民主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