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娜接受领导奖金时的苦脸，由约翰逊后来蔑视权贵的“好意”，我想到了我们社会应该如何对待人才：到底应该在他们困难时给予资助，在他们灰心时给予鼓励，还是应该到他们成功之后再来赞美，等他们取得成绩时再给予奖励？

试想一下，如果在李娜青少年时期，在她家里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哪怕有人赠她十元钱，她也一定会终生感激；如果在她父亲刚刚离世的时候，哪怕有人给她送去一丝微笑，她也一定会感到人间温暖得像天堂；如果在她事业处于低潮的时期，哪怕有人给她半句鼓励，她也一定会更快地鼓起拼搏的勇气。同样，约翰逊在最为困顿的时候，在最需要别人激励和帮助的时候，他却看不到一张笑脸，听不到一句鼓励，他信中说没有领受过别人的“一丝之助，一句之奖，一笑之温”也许有点夸张，但他在困境中无疑感到了世态的炎凉。

钱钢先生指责李娜“缺乏起码的人间温情”，我倒想知道李娜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到底在她的师长和领导那里领略到了多少“人间温情”？李娜一辈子都学不会八面玲珑，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乖乖女。她一生下来就头顶长角，身上带刺，腰间有骨。像李娜这样敏感而又自尊的女孩，像她这样刚烈而又从不低头的才女，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中，她得到的更多是惩罚和打击，感受到的更多是冷漠和敌意。报道称，她与自己的启蒙老师余丽桥相处得也并不那么和谐，还不断遭到余老师的打骂。余丽桥另一位弟子、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李婷回忆说：“李娜和余教练性格很像，非常要强。”两个要强的女性碰在一起，结局必定是“硬碰硬”的对抗，在师生矛盾中学生一方多半是弱者，李娜承受了多少委屈和痛苦，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我不怀疑老师打学生有任何恶意，但我更不怀疑老师打学生留下的心灵创伤。我父亲是一位深信“棍棒底下出天才”的严父，他教育我和弟弟的唯一方法就是拳头。父亲是我儿时最大的敌人，我小时对他痛恨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帝国主义反动派，我在美国工作的弟弟至今仍对父亲没有美好的回忆。严父痛打儿子的结果尚且如此，更何况老师经常打骂学生呢？恐怕余丽桥教练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最不听话的倔强弟子，日后会成为世界网球明星，她从前对头上长角的弟子李娜，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笑脸相迎。余丽桥老师是个好教练，但好教练不一定会给每个学生都留下好印象，人和人之间还有一种“人缘”。

现在人们一提到名人的老师就称为某人的“恩师”，“老师”属既成事实，“恩师”则须学生首肯，也就是说，“老师”并不必然就是“恩师”，我们谁没有背后穷损过自己的老师呢？有些老师不仅不是恩师，而且简直就是误人子弟；有些老师为人非常俗气，只对父母是大官或大款的学生很有热情，而对出生寒门的学生则非常冷淡。“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是所谓“历史反革命”，有一个老师长期歧视我，甚至唆使同学向我动手，到七七年我考取大学时，他又对别人说自己一向看好我，我弟弟到美国念书后，他更说很早就发现我弟弟不是“等闲之辈”。我对所有在“文革”中打压过我的老师都能谅解，只对他这种小人我至今不能释怀。但我比李娜要世故得多，除了对极少数的小人以外，年长以后我对绝大部分老师都能礼貌周全，一方面我自己是个教师，另一方面我不像李娜那样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