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地在灌木丛中与敌军遭遇。只有少数几个旧部和我一起在灌木丛中并肩作战。敌人的步枪再次疯狂地嘶吼，据我最近的5名法军离我只有20步远，我立马开枪射击，两名法军应声而倒，还有3名法国人。我的战友们此时正各自为战，无暇顾及我。我又开了一枪，但却是个空枪——子弹已经打没了，敌人近在咫尺，没有时间来重新装填，而我的附近也没有什么遮挡。我唯一的希望便是这挺刺刀，在战前我很热衷于训练刺刀格斗技艺，格斗技巧十分娴熟。虽然以一敌三，但我对我的格斗能力信心十足。当我准备合身扑上时，一发子弹打在我脚前5尺处，我不由地一个趔趄，这时又一发子弹击中我的左腿，打出一个很大的伤口，顿时血流如注。我无力再战，也许下一秒致命的子弹或刺刀就会降临，夺走我的生命。我用右手捂住伤口，同时向一棵老橡树下滚去。几分钟后，我发现预想中的死亡并未降临，我的士兵们进攻到了这里，敌人正仓皇逃窜，我们的人追出灌木丛，然后爆发出阵阵胜利的欢呼。

劳赫下士和鲁兹切曼负责照看我。他们用军装大衣的腰带作为止血带，并包扎了伤口。然后他们从帐篷中找到了一张索床，准备将我抬回营地去。

前方传来战报，敌军已被我们击败，留下两百名俘虏。同样，我们的伤亡也很惨痛：光第2营就有30人阵亡，其中两名军官，还有包括4名军官在内的81人受伤。这已经是3天来的第3次了，这么多勇敢的战友的离去让我倍加伤怀。

由于失血过多，我昏倒了。夕阳西下，他们两人抬着我经过5千米的长途跋涉，回到蒙特布莱恩维勒。我被安顿在一座谷仓里，我的副官汉伦找来医护人员救治我。他们把我的伤口重新包扎后，将我抬上战地救护车。我的旁边还有3名受伤的战友，他们都忍不住呻吟、哭泣，汽车沿着灌木丛生、乱石遍布的崎岖小路驶向战地医院。道路还被炮火轰炸过，更加凹凸不平，剧烈的颠簸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零时左右，我们终于到达战地医院，同车的一名伤员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医院里人满为患。伤员们很多都被安顿在走廊两侧，医生们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对我再次做了检查，然后将我安顿在一个铺着稻草的房间里。第2天，我被转移到斯蒂尼的军部医院。几天之后，就在医院里我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10月中旬接受完手术治疗后，我乘车回到家中。

1915年1月，隆美尔伤愈，重新回到部队（仍在阿贡地区），此时前线战事已发生变化，原野上你来我往的步兵冲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铁网和堑壕防御。

西方战线上攻势的止歇使得各国都有了喘息之机，考虑土耳其参战的影响，重新部署自己的战略。对于协约国而言，迫切需要建立一条可以通往俄国的补给线，这也造成了那些战略重心放在西线和主要着眼东线的两派将领的意见分歧。他们的最终决定是继续主攻西线，同时也要展开对土耳其的攻势。而同盟国也相应产生不同的论调：是该继续将注意力放在西线战场还是要进一步打击已经饱受摧残的俄国人。德国人的战略部署则是，维持西线战事不变，攻势重心转向东线。

是以隆美尔能够切身体会机动作战与静态防御之间的不同，这对他余生战术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此时，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将领们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制定战略，战势不可避免地向更广泛、更持久的方向发展。德军攻势重心转向东线战场，而西线战场则要有足够的兵力来牵制协约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