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从年龄和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研究生都无法适应。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到后半夜。

“文革”虽已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谭其骧先生招收的五位研究生，正好每人相差一岁：周振鹤（1941年出生，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毕业）、杨正泰（194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顾承甫（194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周曙（194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和我（1945年）。周曙原在浙江长兴县当中学教师，已在长兴安家。入学后因无法照顾家庭，中途退学，回原中学任教，后任长兴县副县长等职。我们四人于1981年毕业，顾承甫去出版社工作，杨正泰与我留校工作。

1982年春，谭先生招收首届博士生，周振鹤与我被录取，我是在职攻读。1983年8月，周振鹤与我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通过论文答辩。9月，我们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

1985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改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好几家媒体对我做过采访，或要我发表谈话，有两点看法我记忆犹新：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

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