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正式播出。那时，全国总共只有几十台电视机，信号覆盖也只有北京周围几十公里。因此，它虽然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电视台，对外却只称北京电视台，毛泽东主席还给它题了字。组建初期，总共才二三十人，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四楼拐角处给了我们几间房子。设备也很落后，只有一辆天津改装的黑白电视转播车，几台摄像机全都是固定镜头。

文艺组有五六个人，工作环境很差，工作室狭窄，像个小作坊。演播室也很小，只有40平米左右，里面还用玻璃隔了一间几平米的导演室。由于演播室太小，只能搞些独唱、相声、独舞之类的小型节目。比如芭蕾舞《天鹅湖》，四只小天鹅跳不开，就得有三只歇了翅膀，临时“下岗”。又比如播出国庆十周年盛况，因为台里只有一台转播车，实况转播的画面很有限；作为补充，我们就请来专家，在演播室里画图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强迫”观众用想象力配合我们的播出。那天，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画了一幅很大的国画给国庆献礼，但电视里给不了特写画面，作为应急办法，我当了一回临时的“画架”，把这幅画高高举在了镜头前面。

进了文艺组，我就成了所谓的电视编导，可是，我连最起码的切换都不懂，出过不少洋相。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胡旭，电视台副台长。在我初学乍练时，他给了我许多很实际的指导帮助。我第一次上机，也是和他配合的：他调机，我切换。那次是拍一个独唱节目，演员开始在平台上唱，然后一边唱一边从台上往下走。可是我切换得稀里糊涂，女演员已经往下走了，我居然一直给个中景不动，眼瞅着她从电视画面上一截截往下掉，最后只剩了半个脑袋。胡旭急得大叫：“快切！为什么不切!这个图像还能出去吗？”

热爱是最好的导师。没过多久，我就从初入门径变得满怀信心，可以独立操作了。而且很快我发现，我不熟悉的主要是技术性的东西，一旦掌握了操作技术，我原来的舞台实践经验就开始发挥很大作用。我是唱歌跳舞演戏出身，对各种文艺节目的特点很清楚，既能调又能切，而且我两只手可以同时干活，不管大小节目，什么形式和内容，都分得很好，切换得恰到好处。当时台里规定，值班必须两个人：一个负责调机，一个负责切换。只有我和杨洁（后来曾担任电视片《西游记》总导演）两人例外，台里批准我们可以自调自切，一个人独立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