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机的逐步普及，人们对电视文艺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文艺组的人员也不断得到充实，电视文艺也逐渐打开了局面。

由于技术和设备条件的限制，最初，央视主要是导播剧场的文艺节目。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和音乐舞蹈等节目，由剧场走进了家庭。在我导播的节目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方红》《长征组歌》《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江姐》《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骆驼祥子》等等。

电视转播文艺节目，并非是简单地还原舞台表演的原貌，而是一个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电视导演预先要了解原剧编导的创作意图，通晓节目的内容构成，熟悉演员的表演特色和亮点。在此基础上，认真仔细地分好镜头，与摄像师和各工种充分交流、沟通，做到现场转播时心中有数，指令准确，镜头切换及时到位和富有逻辑性，从而使观众的视觉、听觉与舞台展现的形象效果高度统一。应该说，这对电视导演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生性要强，虽然电视编导最初对我是全新的工作，但我学得很刻苦，很努力。摄像机的镜头是死的，没法变焦距，为了摸索出最佳镜头效果，确定机位的距离，我兜里总装有一个软尺，台上台下一米米地量好距离，画出机位图。每次转播前，我都要先看演出或彩排，带上小电筒，在观众席里记内容、记画面，看完几遍，分镜头脚本也完成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很少呆在家里，经常是清早出门半夜归；中午实在累了，就在工作间把两条长板凳一拼，躺下小睡一会儿。即便哪天能回家吃顿晚饭，也呆不长，吃完饭，就把小手电筒和软尺往兜里一揣，不是看彩排，就是转播去了。回家通常是半夜，十里长街上骑着小轱辘自行车，吱呀呀碾过许多人的梦境。

有一年，我转播英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的《吉赛尔》，正巧有位被誉为“英国电视之父”的专家在北京看了这次播出。第二天，他在与孟启予台长会见时，特地提出要见我。他说，“前晚在北京饭店看电视时，原以为是放映英国电影，最后看到中国领导人接见演员，才知道原来是电视转播。镜头处理得这样细腻、流畅，真不容易。”他对台长说，像我这样的导演，在西方就了不起了。当他问到我每月工资是120元人民币时，感慨地耸耸肩说：“这是我一晚的房钱！”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能说明电视导演在整个艺术传达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电视台自办文艺节目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由于演播室太小，又没有录相设备，开始我们只能直播一些独唱、相声、独舞之类的节目。这种局面很快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按照上级要求，为了拍摄一些同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文艺节目，由我同黄一鹤、王扶林等合作，租用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用胶片拍摄了《天山的春天》等五部贺年片。记得参加拍摄的演员有郭兰英、才旦卓玛、胡松华等人，我和他（她）们就是从那时结识并成为多年好友的。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和同事们自编自导了若干部电视专题文艺节目，如《笑的晚会》、《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等，观众反响很好。

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随着整个文艺界的复苏，我们借鉴国外和港台的经验，开始设置综艺形式的电视文艺栏目，同时着手自办规模更大的综艺晚会。央视的第一台综艺节目《周末文艺》，就是由我编导的。在此基础上，以后又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演变为《旋转舞台》、《综艺大观》以及音乐、舞蹈、戏曲等众多的分支栏目。往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专业化的文艺频道。

我国的电视文艺，在当初“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凭着我们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激情，顺历史的潮流而动，顽强地一步步地坚持走了过来，终于呈现了今天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我要感谢历史提供的机会，使自己有幸成为中国电视文艺的开拓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