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8日夜间发生的一切，表明他控制局面的能力并未减退。他的“同谋”和助手拖着行李，在那样的夜晚摸索前行，而他已经安顿好车驾，候在半路上了。“……脚底湿滑，夜色如墨，我们寸步难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回忆，“楔房的旁边，一条浅蓝色的光柱摇晃着，向我们这边慢慢过来。那是父亲，他接我们来了。”

“‘啊！是你们！这会儿我走得挺顺当。我们已经准备好马车了。我在前面走，给你们个亮。哎呀，你们为什么让萨莎拿最重的东西？’他用责备的口吻对芭芭拉·米哈伊诺娜说。他拿走芭芭拉的篮子，她腾出手帮我提旅行箱。父亲节约电池，手中的电筒时开时，给人的感觉是更加黑暗。”

这支手电，还是萨莎得知父亲在花园里迷路以后，百般哄劝让他带在身边的。

在帮车夫驾辕的时候，“他那两只手哆哆嗦嗦的，总是不听使唤，绳子怎么也穿不进扣里。”最后不得不放弃努力，“退到车棚的一个角落，坐在旅行箱上休息，情绪一落千丈。”

从雅斯纳雅到阿斯塔波沃，托尔斯泰的情绪就没有稳定过，直到1910年11月7日撒手人寰。从起初的决绝、自以为是，到越来越怀疑自身行为的合理性，疲惫感、负罪感与日俱增。从25年前动念要离家出走，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这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念，真正实施起来，他心身两方面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甫出家门，托尔斯泰就在自家的花园里迷了路；这些问题，无论托尔斯泰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们，都始料未及。

那托尔斯泰为什么从最初的情绪昂扬，变成车棚中的垂头丧气？行装打点好了（只用了2个小时，效率高得惊人！）、马匹差不多都套好了轭；在距理想中的“自由”数分钟之遥的最后关头，老人的心情陡然跌至谷底！

除了身体困倦这一原因（没睡好、激动、迷路、提着重物摸黑趟泥水），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需要考虑。倘若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在他们正收拾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醒过来，大家该如何收场？不过索菲娅折腾得再厉害，丑闻也只局限于萧墙之内；大家虽然难堪，但这样的闹剧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上演也不是头一回了。最大的问题还在路上：各色人等闻风而动，你每走一步，都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身边，这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忍受的。他成了茫茫雪原上一枚小小的雪球，滚得越远，裹胁在周围的大小雪球越多。

车夫安德里昂·博尔欣必须叫醒，没有车哪里也去不了；36岁的饲养员费尔卡（菲利普·鲍里索夫）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得举着火把骑在马背上，为车驾导航。托尔斯泰蜷缩在车棚的一角，一拨又一拨人马在他的脑子里闪徊。雪球越来越多、越滚越大，今日一发，明日便不可收拾。宪兵、记者、省长、神甫……这些人暂时还蒙在鼓里呼呼大睡，可一旦听到了风声，谁知道会不会蜂拥而至。部长、大主教、斯托雷平、尼古拉二世，难料不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这场闹剧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