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门口说着话。有人从我们眼前走过，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感到不大自在，请求母亲进屋再谈。”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只是为了响应死亡的召唤，为自己寻找归宿—这是不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谎言，一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一点值得怀疑。站在托尔斯泰本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境况。他出走的动因，也许正是为了求生，为了躲避抽搐而死的命运。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行为使老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云翳，伦理观念的煎熬和恐惧夹杂在一起的云翳。马车渐行渐远，恐惧旋走旋消，离乡背井的托尔斯泰，却一直在耳边回响着良知的声音。

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行驶离家门，穿过村子，踏上通往远方的公路，托尔斯泰一路“沉默寡言，神色黯然，情绪还不大稳定。他断断续续地嘀咕着一些道歉的话，似乎对抛下索菲娅心有不忍”。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下一步去哪里？”

当他们登上火车，在一间单独的二等车厢中坐定之后，火车启动了，他知道索菲娅再不会追上来，一时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句话，说他很好。不过好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热完咖啡，刚喝下不久，托尔斯泰又念叨起来：

“不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现在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是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里打不开的心结，一直折磨他到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对晚年托尔斯泰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不畏不避，将压在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背到最后一步，这是托尔斯泰观念的基石；可他的出走行为，分明就是推卸这个责任。声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寻死，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为了释放不死的灵魂，就他25年素怀的愿望来说，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注重伦理的人，不会为一己之私牺牲他人的利益。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到夏莫尔金，托尔斯泰还有机会改变初衷、折返家园，但他并没有回心转意，而是不断地催促旅伴，在离家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他已经骑虎难下，内心深处经受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从他写给妻子的三封信上可见一斑。第一封是告别信，他着意强调了离家出走的道德原因：“我已无法忍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唯望跟别的老人一样，避开尘世纷扰，独自度过余生。”

这封信字里行间渗透着托尔斯泰对妻子的爱惜之情。他写道：“谢谢你48年的忠诚陪伴，并请原谅我的一切过失；如果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一并表示谅解。”

这封信情真辞切、扣人心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考虑到有可能公诸世，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上下了不少功夫，起稿三次，字斟句酌，可谓用心良苦。这封信是托尔斯泰留给妻子的“精神遗产”，她完全可以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借以剖白自己（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托尔斯泰此信之大旨，无非是撇清妻子与他出走这件事的干系：他只想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而不是要摆脱她；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