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托尔斯泰的心里还暗藏着一段机宜：有这封信充当挡箭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心下稍安，不会再抓住他不放，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并做出有伤体面的事。后来得知妻子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投湖自尽的消息，加上妻子雪上加霜的来信：“亲爱的列沃奇卡，快点回家来吧！别让我第二次自杀！”—他知道，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他也走不出妻子的阴影。他于是决定敞开胸臆，将第一封信中未予明确表达的意思说出来。

托尔斯泰写于夏莫尔金的第一封回信用词相当尖刻，最后并没有寄出去。“我们现在见面有害无益，这层意思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做了明确表达。众所周知，亦如我所想，我见不见你，遑论回不回雅斯纳雅·波良纳，跟你自杀没有任何关系！”

正式发出的信措辞温婉多了：“我理解你悲痛欲绝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不会真正跨出那一步。这跟你是否遵从我的意愿、满足我的要求无关，是你淡泊宁静、理智平和的人生观不允许你走极端。没有这些，我们多少年的共同生活就无从谈起。以你目前的状况，我再回到你的身边，这无异于放弃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举动。再见，亲爱的索妮娅，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笑谈，我们不能肆意践踏；生命的意义，不是用时间的长短来度量的。我们剩下的日子，也许比度过的岁月加在一起还重要；让我们善自珍重，过好余生。”

只为不死在家里，托尔斯泰才选择了出走？如果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对丧失自控能力和大脑意识的荒唐死法的恐惧完全等同于自杀，那他选择走这条路就是合情合理的。

托尔斯泰不想死得这么窝囊，他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他来说，这比摆脱贵族生活的藩篱、实现融入大众行列的愿望来得更强烈。

在夏莫尔金，当萨莎问及父亲对抛下妻子不管的行为是否有过歉疚时，托尔斯泰反问道：“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谁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托尔斯泰在跟自己的妹妹—夏莫尔金修道院的修女玛利亚聊天时，曾经对自己的行为做过详细解释。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玛利亚的女儿，带有列·尼·托尔斯泰外甥女兼亲家双重身份的伊丽莎白·瓦列里亚诺芙娜·奥勃良斯卡娅（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玛莎嫁给了伊·瓦·奥勃良斯卡娅的儿子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奥勃朗斯基）。伊·瓦·奥勃良斯卡娅身后留有一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10年10月29日发生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修道室中的谈话，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他身心两方面经受着怎样的磨难，一眼就看得出来……谈到他最近那次病情发作，他说：‘再有这么一次，我性命不保。就这样死去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没有意识，感觉不到肉体的痛楚。但我想清醒地死去。’

“说到这里，他哭了……妈妈说出了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她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也有病。他思忖片刻，说道：‘是的，是这样，但我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是要大气力的，这个我没有，我只能一走了之。现在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开启新的生活。’”

托尔斯泰的话一经他人特别是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亲属转述，难免会变味，需要援引大量资料，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比对、探幽析微、去伪存真。即便托尔斯泰本人，也不一定洞观全局、了解事实真相。下面这段话出现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录时间即在10月29日他与妹妹的谈话之后：

“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我和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作者注）之间的困局，实在又无法可想。无论如何，办法总是有的，但不一定是你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