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尔斯泰出走之日起，各大报纸即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报纸如此诠释托尔斯泰的动机：他走出贵族之家，旨在走进民间，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一言以蔽之—追求平民化的简朴生活。

这个观点在苏联时期大行其道，成为压倒一切的官方声音。专家学者穿凿附会，给托尔斯泰的行为贴上冠冕堂皇的政治标签：他用实际行动，向自己的阶级发出挑战；但是，由于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高度，他只能走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粹路线；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通过此举，与群众打成一片。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的一句话，给这位已成冢中枯骨的伟人戴上了一顶红色的帽子，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围绕他的种种争鸣至此尘埃落定。剥去时代强加上去的政治外衣，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比无端生发出来的论调，诸如“逃亡说”更接近事实真相。到民间去，与普通民众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托尔斯泰素怀的梦想。当他抛开一切负累，在基辅大道上踽踽独行的时候，当他孑然一身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田间地头，混迹于辛勤劳作的农民当中时，他不再是身份高贵的伯爵，而是浩浩荡荡的朝觐大军中一位毫不起眼的“农民大叔”，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充满感动和愉悦。他的足迹遍布雅斯纳雅·波良纳、科奇塔、皮罗戈夫、尼科尔斯科耶，以及邻近村镇的各个角落，每到一地，他都要找长者攀谈，且一拉起家常就是数小时。与农民促膝比肩度过的时光，托尔斯泰目之如圭臬，是他记忆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

迨至20世纪，托尔斯泰的“简朴化”沦为知识分子圈内的笑柄。大家借题发挥，编造出许多与之相关的笑料：“伯爵大人，马拉犁展览完了吗？现在能不能拿回去？急等着耕地呢！”事实上，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搞过装潢门面的那一套，耕地、刈草、收割庄稼，他不仅身体力行，还时常训导孩子参与农事（响应最积极的，当数他的女儿们）；当然，具体做活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但这无关宏旨。作为修身治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脱开这一切，晚年托尔斯泰就无从谈起。一位伟大的哲人、一位世不二出的天才艺术家，平静地走进民间，衣衫褴褛与民同耕，这体现了人性非同寻常的一面，其义不亚于仰观金字塔、俯瞰荒草塚。这位伟人的精神遗产不需要“翻译”，因为其光熠熠，足以烛耀整个世界。他的思想高翔于狭隘的俄罗斯贵族圈之上，体现的是全人类的价值。他用自己的双手，践行着圣教大义：“从满脸洒落的汗水里，寻求果腹的食粮。”

“……灵魂至圣至洁的作家—与我们同行……”托尔斯泰八十寿诞纪念活动中，亚历山大·布洛克在《俄罗斯上空的太阳》一文中写道，“我常想，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们的天空永远不会黯淡下去。伟人用自己的双肩，担起天下道义，以一己之智慧，支撑我们的国家、哺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世间还有坚不可摧的东西……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一把大胡子了挂着一缕晨曦，吆喝着他那匹白马，翻起露珠滚动着的大地；而值此一刻，吸血蝙蝠已然归巢，感谢上帝！托尔斯泰走过原野，恰似太阳从天边升起。有朝一日夕阳西坠，托尔斯泰殡天，最后一位天才舍身而去，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番话写在托尔斯泰撒手人寰前两年，竟至一语成谶。夕阳—舍身而去—殡天，布洛克看到的，正是托尔斯泰的晚景。不过他没有看到，托尔斯泰“舍身而去”“殡天”的事都发生在晚间，正是“吸血蝙蝠”最活跃的时段。看惯列宾名作《扶犁的托尔斯泰》的布洛克，对托尔斯泰之死不可能想得太远。

布洛克还不知道，托尔斯泰起初并没有起意远行，搞不辞而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一套。他选中的是一间农舍，与自己的家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