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0—21日，图拉的一位农民、也是托尔斯泰的熟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曾经登门拜访。他们俩1895年在莫斯科相识，当时26岁的诺维科夫在军部当书记员。一个同情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托尔斯泰主义产生兴趣，颇有几分逆风而动的味道，这在当时的俄国鲜有其例。托尔斯泰对这位热情洋溢、无所顾忌的年轻人印象颇深，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这次来访做了记录，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他给托尔斯泰讲了军方处置的一宗案例，说是雅罗斯拉夫新近处决了几个科尔津金厂里的工人。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谣言，警告他不要以讹传讹。未出数月，这个年轻人即遭逮捕，不过罪名不是盗窃军方机密，而是在私人书信往来中对国家“首脑”—尼古拉二世的个人品质妄加非议，这情形和差不多半世纪后发生在苏联的一幕何其相似：他跟索尔任尼琴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这一场风波过后，诺维科夫被贬为庶民，守着一块薄田艰难度日。农闲时节，他也写一些散文杂感聊以自慰，与托尔斯泰偶有谋面。十月革命后，这个人给斯大林、高尔基写信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生计艰难的问题，结果又一次遭到逮捕，1937年被执行枪决。这个狂放不羁、胆大包天的农民，其实有着一颗精明睿智的头脑，和一双勤劳能干的手；他是尝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甜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点滴积累家庭财富而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新农民中的佼佼者。

暮年托尔斯泰指望的，就是这个人。

10月20日，这位小农场主跑到托尔斯泰家里，宾主相谈甚欢，耽搁了一点时间（诺维科夫言语间还对托尔斯泰表达了不满，抱怨他不来自己家做客）。农夫提请主人留他过夜，说是怕在路上碰到喝醉的流浪汉；主人如他所愿，将他安顿到马科维茨基的房间里休息。他躺下不久，托尔斯泰突然走了进来。诺维科夫睡意蒙眬，一开始还以为看到的只是梦境，“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听不到一点声响。”此次雅斯纳雅·波良纳之行，托尔斯泰的精神面貌给诺维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气色很差；我一看到他心里就直犯嘀咕，如此孱弱委顿的一位老人，苟延残喘尚属不易，又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到处游走的呢？”托尔斯泰在床边上坐了下来，对诺维科夫开诚布公地讲起自己的心思。那一夕夜谈的内容，在前不久出版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的回忆录中有所披露。在凡夫俗子眼中，托尔斯泰当夜说过的话有些不可理喻。不过别忘了，托尔斯泰的谈吐一向因人而异：与农民交谈，他使用的是民间语言；哈莫夫尼卡那次与高尔基的邂逅，托尔斯泰就是用村夫野佬的口气进行交流的，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高尔基是“货真价实的民众”。

“当然，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能发那么一点脾气，哪怕吼两句、跺几下脚，我的妻子也许会温顺一点，变得跟你的妻子一样听话。”托尔斯泰说，“可我素性软弱，生怕闹出一点乱子，家宅不宁，声名远播。只要冒出一点家庭矛盾的苗头，我总是归罪于自己，觉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觉得，不让爱我的人受一点委屈，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无论谁对谁错，最后让步的总是我。”

“他每次跟我说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总离不开沉重二字。”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托尔斯泰家做客，显然不止一次，“总说自己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没有尽到用自己的双手获取劳动果实养家糊口的义务。”

毋庸置疑，他的家人不会把他看成“游手好闲的人”、看成“寄生虫”。虽然他放弃了部分作品的版权，但1881年前完成的著述，版权统归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所有（《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创作的里程碑式文学作品，均在其列），给家庭带来的收益相当丰厚。至于诺维科夫，他大概也不作此想。托尔斯泰之所以离家出走，全是他本人满脑子的农民意识在作怪：在他看来，不跟泥土打交道，不出力不流汗，那就是地里的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