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一直向南走着，但是无论到哪里都看不到韩国军队的影子。半路上我得知木浦已经被朝鲜人民军掌握，但是我也不能因此再度返回汉城。即便回到木浦也是无法保证安全的，一切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到达木浦附近的二老面时，人群熙熙攘攘，这天正是赶集的日子。但是美军轰炸机却突然出现，开始扫射集市上的人。集市瞬间大乱，到处一片血红。人们逃向附近的小山，但是轰炸机追着人群继续扫射。大家拼命逃跑，摔倒站起来再跑……疯狂扫射了一段时间后轰炸机才消失在天边。那时我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浑身伤痕累累，衣服上沾满了血渍和草汁。当时在集市上的人大都穿着白色的土布衣服，浑身已经被染得鲜红。来赶集的人们无缘无故死的死伤的伤。雪白衣服上那鲜红的血迹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逃离汉城20天后，我终于回到了木浦。我家当时住在码头附近，加上办公室的房子在那一带算是最大的。我很担心家人的安危，离家越近就越心急。脑海中浮现出父母兄弟，还有不知有没有顺利生产的妻子的身影。刚走到我家前面，我就看到了坐在小凳子上的母亲。母亲就这样每天等着儿子归来……虽然这么说可能对母亲有点不敬，但母亲实在是太瘦了，看起来有点像木乃伊。虽然我离家还不到两个月，但母亲看起来已经苍老瘦小了很多。我走过去拥住了母亲，母亲开始哽咽。我扶着母亲准备往家里走，这时母亲才开始放声痛哭。原来我们的家产已被划为逆产给没收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家不能回。我还被认为是右翼反动分子，家中全部财物也被充了公。另外，我的弟弟大义也因为曾在韩国军中服役而被抓走，妻子生产时别说是去医院，连家都回不去，只能在防空洞里分娩。在太平洋战争战况激烈时日军挖下的防空洞里，我二儿子弘业就那样出生了。

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被我公司的船长朴同连带回自己家中照顾。他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当时随着政局的变动，很多劳动者都把公司的干部当成仇敌冷漠对待，但是他对我们一家人真的很好。后来我也待在了他家。虽然我对当下要做什么、要见什么人一片茫然，但是家人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活下去。过了两天，我为了打听当下的时局出了门。我在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叫住了我，说是有话要说，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就这样我被带到了人民委员会控制的木浦警察局，接受了人民军政治保卫部长官的审讯。他就是在附近山间地带以游击战而闻名、游击队员出身的金性洙。他突然问我：“你出卖了几名我们的同志？”我回答说没有这回事，他就扇了我一个耳光。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了防止你举报我们的爱国志士费了多少心思？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看来你是不知反省。给我把他关起来！”

我被关在了当时的木浦刑务所（即现在的木浦教导所）。在那里我没有受到任何审问，就只是被关押。他们把我当成了不需要审查的恶劣反动分子。他们会问别人有没有与他们合作的意向或者有没有加入朝鲜义勇军的打算，但对于我，他们都避而远之。

在刑务所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忍受饥饿。我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给一点点大麦饭，还有用海草煮的汤，喝完汤甚至可以看到沉淀在碗底的泥土。饿急眼的时候家人什么的全都抛到脑后去了，唯一能想起来的只有吃过的美食，什么时候跟谁吃过海鲜，又是什么时候吃的肉……我的脸都瘦得皮包骨了。因为没有吃下东西，所以连坐着都费劲儿。每到下午的时候，为了保存体力我只能趴在地上，连呼吸都得故意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