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征战中，在政治斗争中，彭德怀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他刚刚力拥毛泽东复出、取得娄山关大捷，很快又因林彪的一封信，被扣上了“反毛逼位”的罪名，一戴就是一辈子。

广昌保卫战后，博古、李德又组织了“六战分兵”、“全线抵御”等战役，无一不是遭到惨败。蒋介石的50万人马像巨蟒一样，慢慢蠕动，逐渐紧缩，庞大的身躯和喷射的腥气使人窒息。中央苏区由30余县广大区域锐减至两三个县的狭小范围，10余万红军游击队猬缩在苏区腹部，已无回旋余地。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扭转危局的可能性等于零，这点连狂傲自大的李德也不能否认。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被迫承认：“敌人在北部和西部战线已达到了它的近期目标，在南部和东部(福建)也令人忧虑地接近了它的预期目标。”

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只有一个选择：实行战略上的退却。

1934年6月，周恩来提出红军主力突围，向湖南西部转移，与坚持在湘鄂西苏区的贺龙部队会合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

撤出中央苏区，是一个牵涉到十几万红军、几十万群众的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对于这个空前浩大的行动，博古、李德等人既不对军民进行动员、解释，也不在干部中征求意见，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都不提出来讨论，只成立了中央“三人团”，担负准备与指挥之责。“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分工为由博古管干部，政治上做主；李德管计划，军事上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蒋介石很快摸清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迅速调集几十万大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境内，沿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线，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11月中旬，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其计划是：以第一路军刘建绪的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在湘江东岸设防；第二路军薛岳的4个师，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作为机动部队；第三路军周浑元的4个师紧跟红军，缠打截尾；第五路军李韫珩的1个师配合粤军围堵。桂军以第十五军布防于湘江东岸，形成袋形阵地，准备迎面堵击。蒋介石的意图是督令湘桂军阀与红军死战，中央军作最后一击，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两岸。

为防止桂军避战，蒋介石发给白崇禧一笔庞大的军费，实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政策。同时，蒋介石亲自撰写书信，用飞机投给各路将领，称兄道弟，陈言利害，以买其心。

在蒋介石的精心谋划下，湘江两岸重兵云集，堡垒纵横，已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巨大陷阱。红军正一步步向这血盆大口挪动。

11月16日，中央红军深入湘桂交界的九疑山脉，由于山道崎岖和辎重难运，5天路程足足走了11天。红军愈往前走，险阻愈大，敌人兵力愈多。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向中央提出果断改变原定路线，由西行转向北上，插入湘中，打乱敌军预设阵势的建议。建议要求：“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希望率三军团以玉碎的精神，顶住排山倒海的敌军，争取时间让中共中央和其他兵团安然脱险，从容对敌。他的建议不失为当时红军摆脱被动的良方，但博古、李德根本不予重视。在他们的指挥下，一场血战不可避免地在湘江西岸展开。

彭德怀不愿与桂军对阵，由于三军团行军路线靠近粤桂边境，与彭德怀捉对厮杀的正是蓄势以待的桂军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