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创造性的行为、是生命的行为，是具有原型意味的性行为。性行为就是诗歌。女性是我们的创造物，或者皮格马利翁的雕像。女性就是诗歌；［彼特拉克的］劳拉真的就是诗歌本身。

毫无疑问，这些比喻和历史溯源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不仅折射出了西方社会中强有力的父权制结构，而且也反映出了那一严重的父权制系统所赖以确立的厌女症候的基础所在。毕竟，“权威”这个词的词根告诉我们，假如说女性是男性的财产，那么，他一定是创作出了她，正如他们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假如他创作出了她，那她一定是他的财产了。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女性“被监禁在笔杆之中”。作为男性发出的某种“判决”（sentence）的结果，女性受到了“惩罚”（sentenced）：被人主宰命运、被监禁，因为他既通过文字创造了（indited）她，也对她进行了“指控”（indicted）。作为他“设法框定”（framed）的产物，她既在他的文本中、在他刻写的符号中，在他的艺术形式中受到“框定”（受到了拘禁），在他的宇宙哲学中还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因为正如哈普蒂·邓普蒂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告诉爱丽丝的那样，词语、言说、词组、文学财产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要它们怎样就怎样！”看起来，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男性权威的获得是清晰可辨的。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对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决不仅仅只是文学文本的财产的女性来说，男性权威所造成的问题既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正像安妮·芬奇和安妮·埃利奥特所表达的那种痛苦告诉我们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因为既然父权专制和它造就的文本都迫使女性屈从，并囚禁了女性，那么，女性在有机会尝试用笔进行之前一直将她们冷冷地拒之门外的创作之前，首先必须逃离那些男性创作的文本，因为这些文本将她们定义为“无足轻重的人”，否定了她们建构起自己权威的主体性。

潜藏于这一问题背后的恶性循环的性质有助于我们解释芬奇身上体现出来的（或假装体现出来的）对于男性的控制和设计的令人好奇的被动特征，它也有助于解释许多和芬奇拥有同样天赋的女性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同样保持沉默的原因所在。有关文学的父性特征的比喻的最后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既创造了又囚禁了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赋予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以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剥夺了她们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剥夺了她们独立言说的能力），迫使她们沉默。他使她们沉默，正如济慈在《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中所写下的那样，他使她们处在静止状态下，或者——将她们镶嵌入艺术的大理石之中——从而杀死她们。艾伯特·格尔皮（Albert Gelpi）这样说道：“艺术家杀死经验，以便使之成为艺术，因为受时空限制的经验只有通过死亡，上升为‘不朽的’艺术形式，才可以真正逃脱死亡。将‘生命’固定在艺术中，和保持‘生命’在自然中的流动性，这两者之间是无法兼容的。”因此，笔不仅比宝剑更为强大，它在威力方面和宝剑简直就是一样的——在杀人这方面。笔杆的这一最后的贡献似乎再一次与其比喻意义上的与男性的相似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评论说，男性较之于自然的“超验性”可以从他狩猎与杀人的能力中获得象征，正如女性与自然的认同，女性作为内在性的一个象征，是通过她在赋予生命、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地位来实现是一样的。因此，优越性——或者说权威性——“与人性的协调，并不是体现在诞生生命的性活动上，而是体现在杀死生命的活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