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话来说就是，“生命的主宰即是死亡的主人” ——因此，父权制诗学原则表明，它们正是艺术的主人。

对女性屈从地位进行评论分析的人，从弗洛伊德、霍尼（Horney）到德·波伏娃、沃尔夫冈·勒德拉（Wolfgang Lederer），还有晚近的多萝西·迪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当然也对导致男性渴望象征性地“杀死”女性的两性之间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进行了探讨。对霍尼称之为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现象，勒德拉已有一本厚厚的、充满学术性的著作进行了分析。他详细阐释了德·波伏娃的这一论断，波伏娃认为，女性虽然是生命之母，但“她们的第一个谎言、第一次背叛（似乎都是针对）生命本身的——因为这个生命虽然被包裹上了最吸引人的衣装，却始终受到年轮和死亡的滋扰”，勒德拉还强调指出，女性甚至也有“杀死自己”，以便使自己进入艺术的倾向，因为这样就“可以迎合男子们的爱好”：

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我们就发现了证据，证明女性努力想通过精心梳理的发式、各种装饰和化妆术来强调其永恒的类属，而不是尘世性的个体特征。在我们看来，在非洲或日本的那些化妆术甚至发展到了古怪的程度，使人的脸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没有生命的面具——而这也正是此种化妆术希望达到的效果：既然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那么，也就无所谓死亡了。

那么，由于这又一层原因，女性历史性地开始思考，想着自己要不要亲手握笔创作，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由于自己是被一个男性的造物主创造出来，又经过一个像是造物主一般的男性的再造，被杀死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女性作家于是开始自我反思，将搜索的目光投向了男性刻写的文学文本之镜。在那里，首先，她只会看到那些像面具一样被固定在自己身上的、恒定的外貌轮廓，这些轮廓将她与自然之间的可怕的、血淋淋的联系全都隐藏了起来。但是，如果看的时间长了，看得更认真一些的话，她就会看见一个愤怒的囚徒的形象：那正是她自己——这个自己，正像是玛丽·伊丽莎白·柯勒律治（Mary Elizabeth Coleridge）在诗歌《镜子的另一面》（“The OtherSide of the Mirror”）中刻画的那个言说者一样。描绘了这一场景的诗歌，对于我们正在努力建构的女性主义诗学来说，具有中心的意义：

某一天，我坐在自己的镜子面前，

脑海中出现了（用魔法召唤来了）一个赤裸裸的形象，

它一点儿都没有快活、幸福的样子，

就像镜子中所反射的我的影像那样——

这是一个女人，形象狂野

一点都没有女人通常表现出的那种抑郁。

她的头发在两边分开，根根直立

脸上失去了可爱的神情。

现在，那上面所隐藏的并不是嫉妒

对此，没有一个男子会猜得出来。

它用痛苦而又邪恶的沮丧

织成了荆棘的冠冕。

她的嘴巴张开着——却没有任何声音

出自那线条分明的红色的双唇。

双唇正是那隐秘的伤口

沉默着，悄悄地流着血。

没有一丝叹息来抚慰她无言的忧伤

她没法说出自己的恐惧。

她可怕的双目中，闪耀着

渴望生活的光焰，

由于希望渺茫而愤怒得近乎发狂，

她心中燃起了

嫉妒和狂暴地复仇的火焰，

还有无可改变、不会退却的力量。

镜子中的影像的幽灵啊，

哦，打破那水晶的镜面的束缚吧！

破镜而出——就像那些更加悦目的影子破镜而出一样——

甚至都不要回来，成为

混乱的时光的幽灵，

它听到我悄声耳语说，“我就是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