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告诉我们，尽管身为镜子／文本中的形象的囚徒的女性“没法说出自己的恐惧”，尽管“没有一丝叹息”来抚慰“她无言的忧伤”，对于她自己的主体性，对于她内心深处的真实，她依然拥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意识；她拥有这样一种意识，用乔叟笔下巴斯妇的话来解释，即她对自己的经验拥有权威。玛丽·伊丽莎白·柯勒律治在诗中表明，比喻的权力还会继续发展。最后，没有人会彻底被一部文本或者一个形象所控制，做到沉默无声。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故事本身总有一个习惯，试图“摆脱”创造它们的作者，那么，自从伊甸园时代以来的人类也有一个反抗权威的习惯，无论这权威体现为神，还是文学文本。

奥斯汀笔下的安妮·埃利奥特和她那位哈维尔上尉所进行的争论再一次和我们此处论及的题旨相关，因为很明显，这两位人物形象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正是女性的“反复无常”——也就是说，女性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即被一位作者／所有者所固定或者“被杀死”，她倔强地坚持要走她自己的路。而男性作者们一方面因这种拒绝而痛骂她们，一方面又自己创造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将作出分析）从反面呈现了“可怕的”自主性的女性形象来，这真是文学艺术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然而，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复无常”只能被理解为令人振奋的现象，因为——由于隐含了一种两面性的缘故——它表明，女性自身是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来的，她们甚至还拥有力量，可以深入到女性被镜子／文本囚禁的另一面，帮助她们获得解放。

四

然而，在女性作家突破窥镜、走向文学自主性之前，她还必须对浮现在镜面上的形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研究那些虚假的面具，那是男性艺术家既为了减少自己对她的“反复无常”的恐惧，又为了更加彻底地占有她，而罩在她脸上的，方法是将她与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永恒的类属”混为一体。更加需要提及的是，正如我们要努力在此表明的，一位女性作家需要仔细研究、消化吸收并最终超越那些极端化的形象，比如“天使”（angel）和“怪物”（monster），它们都是男性作家为女性创造出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在我们女性能够写作之前，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换句话说，女性必须杀死那种美学上的理想模式，因为她们正是以这种形式被“杀死”，然后进入艺术的。与此相似的是，所有的女性作家也都必须杀死天使的对立面（opposite）和重影（double），即屋子里的“怪物”，因为它那美杜莎一般的面容同样也会杀死女性的创造力。然而，对于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我们而言，在此，要实现伍尔夫式的“杀死”天使和怪物的行动的前提，首先是要对这些形象的本质和起源有一定的理解。那么，在我们要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诗学这一点上，我们确实需要首先做好详细的解剖分析工作，然后才可以杀死那些形象。而为了要深入理解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我们尤其要做好这项工作，因为，正如我们在下面还要说明的那样，“天使”与“怪物”这两类形象长期以来在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无所不在，因此，它们势必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渗透进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之中，以至于很少有女性作家确定无疑地“杀死了”上述任何一类形象。女性作家一直是在黑暗之中摸索着获得自己的想象力的：不久之前，女性作家还不得不（可能仅仅是无意识地）把自己看成潜藏于或天使、或怪物、或天使／怪物这类形象背后的一种神秘的生物，用玛丽·伊丽莎白·柯勒律治的诗句来说，生活在“水晶的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