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

你在前面提到你拍《理智与情感》时，一句英文都不见得表达得非常好，可是你却处理全英国文学里最重要的经典小说，而且将它拍成电影，又跟莎士比亚剧院等级的演员们一起工作，但最后你不仅把电影拍出来，而且拍得非常好。我非常震惊，所以很好奇，想问你怎么克服这里面的问题？

在美国时，你告诉我，当你拍西方电影时，相对比较坚强，因为你可以像“手术刀”一样面对西方的题材，处理你在这里不会有很多个人投射的议题。可是每一次回到东方，拍东方的议题，你就会开始有很多个人的情绪导入，包括拍《色戒》《卧虎藏龙》，甚至《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虽然它是印度的故事，但就如你说的，回到台湾，你不仅近乡情怯，很多脆弱也一直跑出来，你曾说：“有一次火车快要到嘉义，靠近台南时，你就更脆弱。”所以，我很好奇，你一直在西方、东方间来来回回，在不同的题材里，不停地转换自己，但东方或家乡，为什么使你那么脆弱？

李　安：

就像小孩和父母的关系四五岁就决定了，因为你生出时是脆弱的，完全需要父母，力量的交流只有单方向，包括小孩对父母的需求、父母对小孩的管教，父母不给你喝奶，你就不行了。你那么小，父母那么大，他照顾你、管教你，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根深蒂固，好像计算机芯片插在你的后脑，或者像机器人，放了一样东西，你就知道“不能伤害主人”。

我觉得我们已经被程序化，就是滋润你、成长你的环境，不管是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都会深深影响你，逐渐变成我们心理因素的一部分，你没办法选择，也没办法抗衡，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一点。家乡对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解释我为什么怕爸爸，等到我比他还要强壮，还有名时，我不但怕他，还怕伤到他的感情。也很难解释我跟母亲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现在我对孩子也有那种感觉，对家乡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

在我们十几岁、茁壮以前，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看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电影，到后来见到他时，有种感觉说不出来，他叫我做什么，就去做，对不对都没办法说清楚，好像自己就该如此。对家乡也是有这种感情，当你成长了，开始拍片，可能不会服气那些人，但当你还很纯真、很弱时，吸引进来的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那是你先天的一部分，我想我对台湾、对家乡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把那些拿出来去破解、戏剧化，对我来讲很难。你要衡量，作为艺术呈现，面对观众，你是否必须公平、真诚，但那时就很难受，内伤比较重，而美国或英国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感觉。

陈文茜：

你这么爱故乡、爱台湾，在奥斯卡金像奖得奖时刻，谢谢台湾、谢谢台中，对故乡的感情那么深，既复杂又纠结、脆弱，但是，你选择在美国，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电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础放在纽约、好莱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结论，你会不会告诉年轻人，愈爱故乡，不见得要留在故乡，可以大胆走出去，不管走出来的答案、地点，只需要勇敢地去闯荡，故乡永远都会等待你回来，给你很好的拥抱，就像妈妈一样？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惧怕走出去，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