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土包子书生，发掘中难免地出现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曾说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4]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土学者董作宾才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了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的因缘。按照蔡元培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5]  对于这段记载，李济在台湾大学时的弟子，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的国际级考古学家张光直所作的补充注释是：“33岁的李济先生在那时的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据说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夏鼐先生说，‘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这就是因为李济先生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