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大校园内，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要人已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便落到了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此时，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将其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二十元，促使他们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促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回忆：尽管“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那天，逵羽（际昌，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饶毓泰）、叶公超、钱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人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同人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人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三个多时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森（心史）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 [6]

据钱穆回忆：“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络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7]孟森（心史）于1938年去世，留下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著作。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军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