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并在门口上全部挂上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但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保管事宜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十月十八日，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二院门口，郑天挺才与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在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了沦陷的北平。用罗常培的话说：“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位于城内的北大情形如此，坐落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校内同样惊心动魄，令人倍感凄楚苍凉。除了清华师生留下的回忆文章，时任外文系教授的吴宓记载甚详。由于历史原因，吴宓的记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事隔六十年，随着《吴宓日记》陆续出版，才为世人广泛瞩目，所记内容也成为研究抗战前后清华校史特别是民国时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弥足珍贵的资料。卢沟桥事变与北平沦陷之后这段时间，清华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大部分时间都在清华园住居，与外文系的吴宓过往甚密，不时聚在一起讨论时局，通过两位大师的言谈举止，可窥知当时情形之危急、处境之险恶，人心之向背。

1937年7月6日，吴宓在日记中载：“晚7—8，偕陈寅恪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至美。”[8]   7月8日载：“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这是吴宓与清华同事得知卢沟桥事变之始。由于日军经常在北平周边地区寻衅滋事，与中国军队发生局部磨擦、冲突，这个时候的清华教授仍以为是同往常一样的小范围和小规模冲突，并未特别警觉。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教授们才感到此时非彼时，今日之事变与往昔大不相同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星期，即1937年7月14日，吴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注：此几字下面加点）。”又载：“晚饭后，7—8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风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