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这段话及对时局的认识，很少被外界和后来的传记作者提及，因为这段言论似乎与抗战开始后他的言谈举止不甚合拍，或有降低陈氏作为一代杰出知识分子所赋有的卓识远见与不屈不挠之精神风骨。而事实上，当时持此观点者不只陈寅恪一人，凡早年留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持此悲观论点。有研究者分析，这与他们早年亲眼目睹日本的强大与近代化改革进程的卓越成果有关，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水平，给予中国留学生精神上以重创，直至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消极阴影。反之，一些本土学者和部分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则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吴宓当天的日记格外详细，接下来记载道：“8—9，寅恪、叶企孙、熊大缜在宓室中坐谈（南按：熊大缜乃清华著名理科教授叶企孙学生，时为叶的助教，后从军于中共领导的翼东军区参加抗日，未久被中共保卫部门人员怀疑为特务，并用石头活活砸死于河北省境内的青纱帐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含冤入狱，最后被折磨成疯子，与熊弃学从军与屈死案件有直接关联）。9—10，赴工字厅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召集之谈话会。由沈等报告连日谒见秦德纯市长等所得消息。大致日军决意并吞华北，大战即在目前，而二十九军决志牺牲抗敌。云云。又讨论校防事。宓念刘永济兄等1931年九、十月之变，在沈阳东北大学之所遭；今正同此事境，回忆前言，不觉悲感！”

7月15日，日记载：“夕5—6洪谦来，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 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注：此几字下面原标有重点号），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