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的中国政客有些不同，做了外交官的胡适并未因此而“抖”起来，一则是中国的外交官整日叫花子一样向人家乞讨生活，看别人脸色周旋于列强之间，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一点可抖的本钱，尤其在骄横傲慢的美国佬面前更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再者胡适毕竟乃一介书生，言行举止与其它官僚政客从骨子里有一股不同的味道。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出任驻美大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5]胡适高估了自己的前景，驻美大使这把椅子他表面上不当回事，但总是令许多政客向望、垂涎的，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难有作为了。尽管如此，他仍坚守节操，不痴不怨，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正如胡氏自己所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顾问，并停止军火售华。1938年4月，德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不顾此前签定的中德贸易协定，明令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这年5月，又撕毁中国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个人签订的合同，命令他们撤离中国，自此，中德关系迅速恶化。尚来看德国脸色行事的意大利当局，见德国出尔反尔，也急忙调转屁股与中国交恶。面对新的国际局势，蒋介石沉着冷静，对此做了理智、清晰的判断：英国人老谋深算，求之匪易；俄国老毛子更有不可告人之国策，深怕自己与日本交恶，以出卖中国利益与日本妥协为能事，向这样一个专打自己小算盘的北极熊求援，无疑与熊谋皮，说不定哪一天被它一口吞掉，靠其施舍万不可能；惟美属于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本人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高瞻远瞩，确有解决整个远东问题之雄心和抱负。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大总统必能有所作为。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第一年外交努力收效不大，但蒋介石以深远的战略眼光预感到国际局势迟早要发生重大变化，并向有利于中国方向扭转。置于这样一种清醒而赋有洞见性认知，蒋在1938年元旦团拜发表谈话时，虽没有明确表白国际形势的转化，但心中增添了不少底气，故而特别强调要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限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