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同意贷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党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批准一事，二人颇为感动。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7]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与自己精诚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正在胡适孤注一掷，准备充当过河卒子拚命向前之时，11月8日与12日，也就是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刚满一个月之际，接到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字咏霓）连续发来的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此与日本媾和，而汪精卫、孔祥熙等鼠辈则早已对抗战失去信心，力主谈和，但介公却“尚未为所动”云云。

早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时，国民党内主和派又甚嚣尘上，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主和派的鼓吹者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8]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次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16日，汪精卫作贼眉竖眼状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贼的小算盘是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孔祥熙也趁机顺壶溜壶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蒋介石瞪圆了双眼，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寡断。会上，蒋介石仍咬紧牙关，坚持拒和，决心在武汉与敌人拚个鱼死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