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晚10时，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来到纽约，开始了到大学教书与潜心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卸任大使后的胡适为何仍寓居纽约而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党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出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21]信中的隐喻，胡适自然心领神会。此时国民党政府中枢，或者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免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处，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言，刚卸去了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与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委曲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四年，最后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行头，于1946年6月5日那个炎热的夏天，昂头挺胸，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在太平洋急荡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归祖国。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开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