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宋神宗驾崩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朝摄政，复用守旧派，恢复旧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废止了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在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太后的安排下，50岁的苏轼被召回京城，短短一年多时间，苏轼以火箭般速度蹿升至翰林学士，飞跃了12个官阶。翰林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再度成为国家重臣，转为大宋王朝的政治家。

青年男女们争当他的粉丝，文武百官也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飘然的诗文中。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中世纪的东方，简直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直到今天，他仍像一块魅力巨大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的最高端。

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但得志不张狂。他是最旷达、最纯白的男子，绝无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屠夫、乞丐。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俯仰天地，问心无愧，因为灵魂如此干净，才可以逍遥尘世，随遇而安。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可在师生交往中，他从来不端架子，时常与学生们开玩笑，他的诙谐和幽默都是从心底涌出的宽厚。

有一次他调侃黄庭坚说：“你的草书怎么那样花哨，就像树枝上挂着一串串蛇似的。”黄庭坚反唇相讥道：“先生啊，我看您的正楷写得扁扁的，与石头下压着的癞蛤蟆没有什么区别。”苏轼毫不介意，哈哈大笑。

这说明他童心未泯，永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就像他当初被贬黄州，把鞋子放在江边，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后就跑去喝个烂醉，把负责监管他的黄州太守吓得半死，以为他投江自杀了；就像他当年参加科考时，可以无视国家抡才大典，在考卷里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信手编造一段有关圣人尧的典故，连博学的欧阳修都被忽悠得放下师道尊严，事后屈尊向他讨教典故由来，不料苏轼竟捧腹大笑：“要什么出处啊？我为了论证事实，就胡编杜撰了一段。”

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按理说时来运转了，苏轼该懂得世故了，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该明白趋利避害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苏轼是纯粹的。一个人如果太纯粹，就注定要遭遇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苦难。

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加入任何党群，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北宋知识分子，只对真相负责，只凭良心说话。不管台上坐的是什么人，不管庙堂上的权力格局如何千变万化，他只奉行君子之道，只说真话，而且只对事、不对人。当年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厄运、九死一生，今天他又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站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对立面。直言敢谏的苏轼坚持原则，对于旧派人物全盘否定新派变法的矫枉过正唱起反调，引起了司马光旧党的猜忌和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加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所组成的“洛党”的攻击，苏轼陷入非常困窘的处境。在政治的游戏场上，苏轼太不会玩，太不会混，他也知道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实在改不了这“不合时宜”的习性。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为保守派所接纳，他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几面都不讨好。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苏轼再次请求外调。与其在朝堂之上被缚住手脚，不如去地方惠政于民。于是，他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均致力于地方的赈济救荒，建立医疗机构，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做了不少对得起良心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