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巴赫金关于“广场语言”的论述最能解释刘震云小说的语言意味：“吆喝者戏弄着一切他们吹嘘的东西，把刚溜到嘴边的所有‘神圣’‘崇高’的事物都引入这种无拘无束的把戏中来。……那种充满自由、欢快的游戏的广场特殊气氛出现了，在这种气氛下崇高与卑贱、神圣与亵渎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加入同一个友好的词语环境中。”“吆喝者”即“说话者”，他们或在“丽晶时代广场”，或在“马村”“打麦场”，通过“广场语言”的闹剧方式使一切都变成了游戏。刘震云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意义模糊的世界，它游离于我们通常的道德判断和阅读期待之外，在任何你想依照通常的善恶标准或社会规则进行判断的时候，他都用更为喧嚣的语言和歧义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打碎你这一企图，让你陷入语言的圈套头晕目眩，不能自拔。小说真正成为“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更为复杂的充满相对性的世界，这一相对性不仅是指所谓“真理、政治、崇高”等词语的相对性，也指人类日常存在感受的相对性，它们和那种单一的、绝对的判断是不相容的。刘震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给他的语种和民族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我想，他所说的这一“想象空间”不仅仅是指一个民族语言的想象力，而是指通过这一空间，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局限性、相对性和与人的生存现实（包括社会现实、文化现实等）相对的另外一种存在可能。这也正是刘震云小说语言闹剧冲动的意义所在。

《故乡面和花朵》之后，刘震云又用两年时间写出《一腔废话》。在《故乡面和花朵》中，作者已经初次触及语言快感本身给人带来精神的满足，文中的孬舅、小刘儿、瞎鹿、六指等每一个人物无不是长篇大论，在语言的缝隙里游来游去，把“历史、现实、严肃、崇高”等意义搅得乱七八糟，言语的叙说让他们暂时超脱真实的残酷世界，创造一个自足、虚化却又极具荒诞感的世界，从而获得暂时性的虚拟生存空间和自我存在的肯定判断；在《一腔废话》中，作者的前提就是：五十街西里人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被自己的梦话吓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沾满了自己的胆汁。刘震云借助一个个时代最常见的公众舞台如现场直播、模仿秀等（作者把它们都喻作梦幻场，这无疑是对现代媒介的某种阐释）展开对人类内心精神生活的探索，一旦人摆脱掉日常生活角色，也摆脱了语言系统对语言背后通常所指的意义系统的束缚，进入一种可想象的自由境地，人马上开始滔滔不绝的言说，这滔滔不绝的言说其实流露出人内心隐秘的权力欲望和自我建构的欲望。它们插上语言的翅膀越飞越高，当他们再想寻找自己，已经被自己说出的“话”和产生的结果吓住了，因为随着话语的流动，语言不断产生意义，意义不断产生新的语言，最后的结果总是出人意料。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刘震云增加了他的语种——现代汉语——的容量和可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的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狂放不羁而又荒诞异常的语言不仅仅是对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的冲击，更多地也体现了语言本身的可延展性和语言意义的无限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这开放性、自生性的语言背后，刘震云进入了他的另一层面的思考：人的内心精神的存在形态。刘震云曾在一次采访时说过：“我的《一地鸡毛》是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写的是物理时间里发生的故事。但小林内心的想法可能有百分之八十没有写。我现在写东西，写的就是那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既是所谓的想象的空间，也是更为真实的心理空间，它常常被人自身所处的现实所遮蔽。因此，刘震云的小说又被评论家称为“精神长篇小说”，它挖掘“深藏着的、隐蔽的现实”，它是一种关于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哲学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