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的体例显示出了李洱对于知识的叙事能力和把握能力。小说主体是三个人对同一事件和同一人物的口述文本（@部分），后面是一系列的对口述的调查、引证（&部分），并且，@部分后面总是紧跟着&部分，人物口述之后是叙述者的即时反应和求证。三个文本互相阐释，又互相消解，再加上作者的历史陈述、调查求证，“真实”变得扑朔迷离，它迫使读者不断寻找其他文本作为参照。整部小说几乎无一字无来处，就像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一样，充满“引文”，试图达到最高意义的严谨。但是，在这准确、严谨的考证之后，我们所得到的却是一个如“花腔”般的存在形象，不同人物彼此相互矛盾的观点使“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景观。如果说《花腔》试图通过各类知识体裁的不断衍生把被历史层层覆盖的真实剥离出来，那么，《午后的诗学》则是通过费边的“诗学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关联性使整个小说与人物精神处于一种没有尽头的辩解与消解之中。在《午后的诗学》中，关于美学、哲学、文化学的许多知识、思想无处不在，“工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蜂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作者把费边的哲学论述、诗学分析、时事杂文都详尽地书写出来，使小说充满着文体的交错与思想的聒噪，知识在这里形成一种特殊的话语结构，“用闲聊的‘语法’对应还原了一个暧昧的时刻（‘午后’）”，费边所展示的知识及分析能力越强，他的内心生活越是处于缄默状态，而他的行动能力则显得越为匮乏。很显然，无论是在《花腔》还是在《午后的诗学》中，知识都服从于作者独特的认知能力和叙事能力，知识在小说中的存在价值不是它本身有多么深刻，而是它的关联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人物的存在状态及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当然，这一“本质特征”是携带着作者个人世界观的烙印的），为我们“织造出一种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来”。这也正是卡尔维诺所谓“百科全书式小说”的深层含义。

知识的兴起和对知性思维的发掘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后小说范式的一个重大趋向，实际上，所谓“新生代”作家都有这样知性写作倾向，韩东、毕飞宇、东西等等。在他们的小说中，对世界的知性思考成为首要的事情，这要求一种内在的准确风格，要求对事物、对世界有更为科学的认知，既要有对事物本体的认识，也要对其在外部世界景观中的位置有基本的把握。有论者认为李洱“把一种实事求是的叙述精神引入了文学”，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对中国当代小说而言，这一变化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小说元素和小说文体上的变革，它意味着新的文学观、世界观的出现，小说叙事来源在这里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如本文开头所言，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卡夫卡的现代主义小说，他们进入文学的方式都是情感，以情感、体验、描述作为基本叙述通道，以价值陈述作为基本语调，进入世界中心和人性中心，但是，在李洱这里，仅仅依靠情感的冲动根本无法完成小说的基本构思，正如李洱所言，“那种冲动的、一泻千里式的这种写作在这个时代好像很不真实”。价值陈述与事实陈述、叙述人与叙事材料之间有着严格区分的界限，作者的价值观不是通过情感叙述出来，而是依靠事实陈述，依靠对知识的架构能力和对世界的关联性把握来完成的，它需要作者不时地停下来，去查证、翻阅、思考，变换思维方式。因此，在阅读李洱，甚至东西、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时，经常能够感觉到一个纯粹的写作者的在场，它在调动、安排着一些材料，并使它们之间发生联系，产生意义。阅读者不是通过感性的凝聚达到理性的升华，而是从理性的辨析最终走向感性的体验和模糊抽象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