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文字的穿透力，让人联想到他笔下地中海沿岸蒂巴萨夏日耀眼的阳光。那是一个用他的作品不断对现实世界做出修正的大师，这种风格就是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两个字：反抗。这是阿尔贝·加缪为苦难中的人们开出的一方药剂。有谁敢像他一样说：小说的本质就在于永远纠正现实世界？

当鼠疫蓄足全力扑向奥兰孤城，人们为找回失去的幸福，挣扎着，抵御威胁着自己的瘟神的奴役，200多页的小说行进到三分之一时，加缪式的哲学像一支交响乐的主声部，开始通过叙述人呈现，这种显然已经揉合了个人生存经验的哲学，用一句话可以陈述，即存在就是反抗。加缪在1957年的受奖演说中把这种反抗视作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责任：不能迁就谎言和奴役，要为真理和为自由服务。做出这样的承诺是高贵的，因为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他很难履行这样的承诺—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和抵抗压迫。

朗贝尔一直在作着个人化的斗争和反抗，这种斗争和反抗是为了个体的幸福。朗贝尔是一个记者，因为一次偶然他被困在了奥兰，被迫和恋人分离。他一直有一种错觉，或者说心存幻想，以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做出抉择，事实上他忽略了，当灾难的阴影笼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个人的命运，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贝尔想尽了种种办法出城，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望时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个秘密偷渡的地下组织。但一心想着要出城的朗贝尔在这里好像走入了一个迷宫，他像卡夫卡小说中的灰色人物一样永远接近不了目标。在和里厄医生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言自己不是个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贝尔在这里说的理由就是爱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里厄他们的行动称作“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义行径，而他感兴趣的只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和医生有一次关于人是不是一种概念的争论，他面红耳赤地反驳医生—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很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地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的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