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过无数奇花异草的郁达夫，与孙荃相见之后，对她的容貌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好感，而独对她那超群不凡的学识和风流谈吐惊讶不已。1917 年 8 月 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媞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陈某”系指媒妁陈凤标氏。由陈某转交过来的这封密信，系孙荃写给郁达夫的第一封情书，文笔华丽，情深意浓，就连郁达夫这样的大家读后也禁不住地赞叹道：“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此语若出自平庸之辈，或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之口，倒也泛泛平平，不足道哉，可它却出自一代文豪郁达夫的日记之中，其蕴含的意义也就不能简单视之。至少可以这样说，一是它表明孙荃确实博学多识，二是它流露出作者对孙荃才气的爱慕之意。这两层意思，郁达夫在1918 年 4 月 27 日致长兄曼陀先生的信中也有所表示。如：“文来日本之前一日，曾乘舆至宵井与未婚妻某相见。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从上述所引的两则文字来看，构成郁达夫对孙荃产生爱情的基础，既不是她的天然丽质，也不是她家中那吃喝不尽的恒产和恒业，而是由她的才气和高尚品德所致。

郁达夫自十一二岁萌发“望春”之意起，到 21 岁与孙荃订婚之日止，十多年来，在爱情生活的领域里，他一直都在努力探索着，并希求得到一种较为满意的结果，或达到一种臻善臻美的理想境界。在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所崇拜追求的女性美，主要体现在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这一方面，即思想解放，行动自由，打扮入时，换句话说就是具有“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观点和主张在清王朝统治时代是颇为罕见的，但到了日本留学时代，他早年所崇拜追求的女性美便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和进步意义。因为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女性个个都是属于“解放”型的，半点也看不到故国姊妹的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矫揉造作之态。这样也就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女性美的认识标准，即从注意心灵的解放、洒脱逐渐向丰盈的体态和动人的神韵方面过渡。他这个女性审美标准的变化和定型，从《沉沦》小说集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郁达夫处女作《沉沦》小说集里的诸篇，无一例外表现的都是中国青年留学生性苦闷和性压抑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题。

造成中国青年留学生性苦闷和性压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日本女性有所爱而始终得不到爱。若认真追查起他们得不到爱的原因，恐怕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太过分讲究女性的容貌和神韵，而忽视了心灵诚笃、善良这个基础，往往是一见钟情，便舍命去追，一旦得不到时，便自暴自弃，甚至走异端歧途。如《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之所以拼命地热恋一位当炉的少女静儿，以致为她发疯致死，其原因之一就是静儿那双能传神的眼睛，曾诱发了他感情的波涛。素不相识，仅凭这一点感官印象，便导演出了主人公一幕单相思的悲剧。

对漂亮的女性一见钟情的特点，在《南迁》的主人公“伊人”身上表现得也是很鲜明的。他之所以会和寄宿舍的房东少女发生性爱关系，也无非是那少女的娇艳容貌拨动了他感情上的琴弦，荡起了心灵的共鸣。

《沉沦》里男性主人公亦然。从《沉沦》小说集里三位男性主人公恋爱心理的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出，追求女性外表形式的美，是他们所共有的女性美学原则和择偶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作者郁达夫留学日本初期女性美学原则的折射和真实反映。

如果仅仅是为了好玩和空想，那么郁达夫的这个女性美学原则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一旦要把它应用到无情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去，其结果就不言而喻。因为构成婚姻爱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