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和孙荃订婚伊始，相互间即有“亲密”的书信来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日益加深，其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内容涉及广泛，更罕为所见！诗词文章，书画艺术，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邻右舍，无所不包，无所不谈，笔墨所至，则如长江大河，奔腾咆哮，一泻千里。

他们二人首次相见的时间是 1917 年 8 月之初，未几日，孙荃便托人将一封“密信”转送给了郁达夫。对未婚妻孙荃的这封，“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的“密信”，郁达夫读之再三，反复玩味，心潮难平，感慨良多，遂作《云里一鳞》长信相复。

《云里一鳞》的首章是：

八月九日某以书来谒。予东行在即，欲作答苦无时，不答则又不足以报垂顾之盛意，于是每日于月落参横际，割一小时，依枕疾书，将所欲言者尽笔之于书，使闺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纪之气风若何。盲人行，须求助于相，否则亦必待行杖之扶。予虽无相者之指挥术，或者亦能代行杖之支助乎。

八月十日旧历六月二十三夜书

这段文字说明，郁达夫是真的爱上了孙荃，而且还准备按自己理想的形象来塑造“她”。

郁达夫理想中的女性，首要一点就是思想解放，行为文明，道德高尚，为人清清白白，做事光明磊落。因此，他向孙荃明言道：

我国古制，男女不相授受。近来年，西风东渐，男女交际自由之说，亦横流于中土。石下青蛇，一旦出世，便吐舌屈身，欲求自试——近来男女间有种种离奇事者，要亦不外乎此耳。故曰过渡时代，有百危而无一安。

郁达夫称这种现象为“过渡时代之危祸”。

论及“文明”在国家和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时，郁达夫也有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

文明有益于国，人尽皆知。文明有害于民，人不察也。杭州风俗，旧尚纯朴，近则乞儿佣妇，亦衣绸帛，少年人皆戴金约指、金袖表矣，是则文明之害也。虽然，予之所谓文明之害者，亦中国人之尚虚荣贱实质之心有以致之。

故乡中下层社会民众对现代“文明”的误解和践踏，引起了郁达夫的深深忧虑和极大反感，所以，他提醒孙荃“虚荣不可慕”。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一定是要“知书达礼”，这也是郁达夫深信不疑的信条之一。

女子不可不读书，不读书则不知礼仪之所在。乡愿每有贼德事，女子读书而未造极者，亦女子中之乡愿也。人以多才为女子病，误矣！

很显然，郁达夫的这番话，是对流传了几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旧伦理思想的彻底否定和有力批判。

人世间的书有千千万万，而“女子读书当求真书读之”。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女子不患多才而患无真才”，这也是郁达夫提醒孙荃要时刻谨记的，“子曰‘恶紫之夺朱也’，多才岂病人哉”。

《云里一鳞》的重头戏和看点，是在郁达夫对孙荃诗歌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具体指导方面。

孙荃是诗歌写作刚入门者，所以，郁达夫对她的指导，是既全面而又细致入微，从诗之分类，文之分类，历代诗歌的千秋，古今诗人的万象，一直讲到写诗之“门径”及其所要读的书，甚至连应读诗书的前后顺序都一应有所交代。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是诗之王国，诗之传世。从春秋的《诗经》，到唐代的以诗取仕。诗在国家社会和人类活动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