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外交官考试的舞弊行为深恶痛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后来的高等文官考试。

与十几天前参加外交官考试时的心情一样，郁达夫对这次高等文官考试同样是充满自信和希望的。他一大早便乘着忽明忽暗、闪闪烁烁的星月来到东华门，静静地在太和殿外等候入场时的点名。

夜残将曙，晓风寒露，秋意已深。郁达夫触景生情，不免又伤感起来。他想自己千里迢迢从日本回到国内，又如此不辞辛劳地赶到这里，不就是为了要争取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争得一片施展才华的舞台吗？可他这一片苦心、一番美意，又有谁能够理解呢？当天的日记是：“今日为高等文官考试之第一日，余起床时，刚三点半，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华门时口占一绝云。”

疏星淡月夜初残，钟鼓严城欲渡难。

耐得早朝辛苦否？东华门内晓风寒。

吟完此诗，应考的人们陆陆续续地集聚到了东华门。当他与一群“摇头摆尾的先生”，在“太和殿外的石砌明堂里”等候点名时，他仰起头“看了一眼将明未明的青天，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心里好像受了千万委屈的样子，摇了一摇头，叹了一口气，忽然打了几个冷痉”，真是“恨不得马上把手里提着的笔墨丢了，跑上外国去研究制造炸弹去”。

同样的原因，郁达夫的高等文官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他真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刚进京时像春天的树叶那样蓬蓬勃勃的希望，现在却在肃杀的秋风中片片坠落了……

1919 年 10 月 27 日，写于北京的《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首，以别养吾》，就是忧伤、悲哀、激愤等情感的自然流露。

京城的两次考试，郁达夫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造成的心灵伤害也是难以用言语概括得了的，而与胡适等新文化领导失之交臂的遗憾，同样使他无限伤感，耿耿于怀。

郁达夫这次来京城，除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之外，心中还隐藏着一个秘密，这即是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相会，共同开拓新文化运动的广阔天地。

1917 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像晴天一声霹雳，瞬间便给横行盘踞旧中国数千年的“文言妖孽”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启迪了一批希冀改革、谋求民主和解放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八大文学革命主张极表赞同，他认为，由胡适八大文学革命主张在中国所引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同志者”。领导中国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胡适等人，也将像欧洲 17 世纪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诸先驱一样名彪千古，记载史册。

从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衷心拥护起，再加上本人对文艺事业倾心热爱，郁达夫随之就主动地加入了废除“文言妖孽”，消灭“桐城谬种”，采用白话，创造新文学的革命行列。先是放弃了一向所喜欢的旧体诗词的写作，进而转向白话小说的创造。据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透露，《金丝雀》《相思树》《两夜巢》等新小说就完稿于 1917 年前后。

继《金丝雀》等白话小说的尝试成功，郁达夫又于次年的暑假，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青年学生一块儿计谋成立新文学社团，创办“纯文艺性杂志”，以此来响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内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且还企图与他们取得联系。关于这一点，他在致胡适的信里说得甚是明了。

郁达夫致胡适的信，写于他参加完外交官考试的当天夜里。在信中，他把自己比作美国 18 世纪的散文作家、诗人爱默生，而把胡适却奉为爱默生理想中的人物——爱亭袍。

爱亭袍是 18 世纪末叶欧洲著名的作家，及颇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杂志《爱亭袍》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