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孙荃订婚之初，原打算从日本留学归来，经济上有独立收入之后再来谈婚论嫁。首次赠孙荃诗中的“请守清闺再五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918 年 4 月 27 日，他在致长兄曼陀先生信中说的“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也同样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然而，随着彼此间情感的微妙变化，以及双方家庭和家长的“催逼”，到 1920 年，他们不得不举行婚礼了。

“催逼”他们早日举行婚礼的压力，首先来自女方。

孙荃小郁达夫一岁，1917 年和郁达夫订婚时已是 20 有余，这在当时，别说是江南一隅的乡村，就是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龄的青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类繁衍的基本法则，也是自然规律。据中国传统观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女儿家到该出阁的年龄，如果还没有出阁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诘难的。

到 1920 年，孙荃已年满 24 岁，这在当时已是罕见的未婚大龄女子，无疑要引起邻里乡亲的关注。

乡亲们的热情关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促使孙氏家长“催逼”郁达夫早日回国完婚的第一动力。

其二则是来自孙荃本人的强烈欲望。

孙荃自第一次来郁家相亲之后，便深深喜欢上坐落在富春江边的这个破落的乡绅世家，并认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这之后，她不但经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还主动地给两位老人代笔与郁达夫互通音讯。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与郁氏家族融为一体。

未来儿媳和孙媳频繁地在郁家走动，并将两代老人侍候得异常周到，自然会引起两位老人的好感，她们也希望这位温柔贤惠的“媳妇”早日过门到郁家生子育女。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孙荃，这时候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和郁达夫的婚姻虽早已有双方家长“铁定”，而且自己还不断与其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但这位风流才子，东洋留学生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他对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对未来更是不可预知。她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那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达夫同枕共眠一段时间，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赢得他的爱怜。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是巴不得早一点儿与郁达夫举行婚礼的。

双方家长的态度，代表了孙荃的心声，而孙荃殷切的期待，又为双方家长早日与他们完婚坚定了信念。但远在异乡的郁达夫，这时的心情则和他们完全相反。

据蒋增福《才女·贤妻·良母》一文考证，郁达夫 1917 年第一次回故乡省亲时，母亲就有意让他完成婚礼，他以学业要紧相推托，只同意完成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

其时当时在郁达夫的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母亲的包办，以及嫌孙荃太土气，但他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想来一个“拖拖看”。不料孙荃却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订婚以后孙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决心了。此后，孙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担起了与达夫通讯的代笔者。久而久之，达夫在心灵深处，便对孙荃产生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这个乡下姑娘了。

蒋增福在文中用辞特别谨严，也相当准确。订婚之初的郁达夫对孙荃确实是不那么感兴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过后来随着书信来往，渐渐产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罢了，至于说到马上洞房花烛，共度春宵，恐怕在郁达夫的心里还没有这个准备。更何况那时的郁达夫正一门心思地进行文学创作和筹办“纯文艺性杂志”，无暇顾及回国结婚之类的琐碎小事。

郁达夫等人筹办“纯文艺性杂志”，始于 1919 年的暑假，到 1920年的春天已大致就绪，并着手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