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他和成仿吾、张资平三人不但常常“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壕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而相对叹息”，同时，“也常相约，把自己所写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汇集得相当的量时，即设法刊行同人杂志”。这后一点很重要，它于无形中给三人都施加了压力。

因为彼此之间写的东西，要拿出来“公评”，所以，谁也不敢懈怠，都在努力地进行创作。如郭沫若的新诗剧《女神之再生》，就是在大家“公评”的基础上，接受郁达夫的建议由散文改编而成的。又如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也是在大家反复看、反复提意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该小说 1922 年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时，郁达夫还热情洋溢地写了跋语。

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创作繁忙，硕果累累，而这期间郁达夫新文学创作的成就也同样是巨大的，像被郭沫若赞誉为如在枯槁、昏沉的中国社会里吹进了一股温暖和煦春风的《沉沦》，其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草就的。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又是那样的一种心态，郁达夫自然是极不情愿抛开“火热”的集体战斗生活，回国与孙荃结婚。然而母命难违，盛情难却。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最终还是向命运之神低下了高昂的头。回国的前夕，他曾向长兄吐诉心声道：

结婚事本非文意，然女家叠次来催，是以不得已提出条件若干条，令其承认，今得孙伊青来书，谓已允不鸣锣鼓作空排仗矣。弟之未婚妻，本非弟择定者，离婚又不能，延宕过去，又不得不被人家来催，是以弟不得已允于今年暑假归国，简略完婚。……结婚后，因孙氏能作书，弟欲置之家中，为母亲作一书记。

在这一封书信里，郁达夫至少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一、孙荃并非是郁达夫理想中的佳偶，结婚亦可，不结婚也行，完全没有热恋中青年男女那种死去活来的感觉，一切都听从命运之神的安排。

二、为推迟婚期，郁达夫曾向女方提出一些有悖当地风俗习惯的苛刻条件，女方家长也竟然接受下来。孙荃的哥哥曾致函，他说：“但能回乡完成婚事，一切安排悉依尊意。”这真是无可奈何。

三、一旦结婚后，郁达夫并没有准备去享受“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更没有准备“携香拥玉去东洋”，夫唱妇随，形影不离，而是把她置之家中孝顺服侍年迈的母亲。

但是，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也不论踏平多少坎坷，毕竟迎来了郁达夫与孙荃的新婚大喜。

郁达夫是 1920 年 7 月 14 日，从日本启程回国的。

尽管郁达夫回国之前，双方的家长已就婚礼去繁就简一事达成共识，但郁达夫到家后，他们还是想热闹一番。

不管怎样说，结婚毕竟是人生的头桩大事，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鸣炮奏乐，既是一种气氛，也是一种宣言。后者尤其重要，它等于明确向世人宣布，从此始，男女双方交欢媾和，生儿育女，已是完全合法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对他们已无任何约束力。

当母亲把这个意思婉转地告诉小儿郁达夫时，他的态度异常的坚决。

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用迎送小轿进出……

这一切虽然很苛刻，也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为了女儿能早日结婚成大礼，孙家还是满口答应下来。

1920 年 7 月 26 日，在乱云飞渡、红霞映满西天的傍晚，一乘小轿抬着孙荃走进郁家的庭院。

没有举行结婚的任何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更没有请亲朋好友来喝喜酒，连蜡烛花炮之类吉祥之物也全免，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

江南的七月，正值酷暑季节。

夜深之后，鸡鸭入圈，飞鸟归林，大地出奇的寂静，忙碌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郁达夫却没有一点儿睡意。他搬出一张竹椅坐在庭院里，喝着用藿香叶泡的绿茶，望着闪闪烁烁的满天星斗，心事苍茫，一点儿也没有新郎官的那种高兴愉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