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于人是由于役于己，自己为功名所累才致使自己“为人所羁”，不能超越世俗的功名人生就不可能洒落自在，因而他决心“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诗人不愿为轩冕“委曲累己”，明显可以看出庄子对他心灵的深刻影响。庄子认为生命的最高形态就是“任其性命之情”，追逐功名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是“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人生的自得与自适远远高于利禄轩冕：“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陶渊明“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与庄子宁可曳尾于涂中以自适也不愿出任楚国卿相而受制于人主，二者的人生态度不是一脉相承吗？魏晋以来肯定生命依恋人生的玄学思潮，加上陶渊明自己对生命的深度体验，更使他看清了巍巍功业和赫赫名声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来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九首》之四）且不说“穷达不可外求”（《与子俨等疏》），就是求到了盖世功业和普天盛名也只是“得人之得”，添一份荣华便添一份痛苦，更何况生前的显赫难敌死后的寂寥。如果将功名作为人生的目的，自己的人生必定了无意趣：求不到功名固然痛苦抑郁，求得了功名又为功名所累，古今那些“慷慨”争夺的“功名士”无不“可怜伤”。他在《饮酒二十首》之三更直言不讳地鄙弃浮名：“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贪恋世荣爱惜浮名者不肯也不能袒露真性，一生以世人的荣辱为其荣辱，适人之所适而不自适其适，从不反问一下“名与身孰亲”？“顾世名”而忘记了“贵我身”，扭曲自我以身殉名，最后争得了功名却失去了“一生”。那么，怎样才算是“得此生”呢？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七中抒写了自己对人生得失的体验：“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既以“啸傲东轩”的洒落自在为“得此生”，役于功名自然就是“失此生”了。这似乎是一种人生的悖论，斤斤计较成败得失反而“失此生”，要“得此生”就得超越个人的成败得失，因此，“委穷达”对于人生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之十五）人生是如此短暂而宝贵，岁月早已催白了双鬓，如果还不能将穷达委之度外，为了功名而栖栖惶惶不是太“可惜”了吗？这样，他从功名中解脱了出来，坦然地品味人生的美酒：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杂诗十二首》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