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认为陶渊明不过是“用《庄子》之理”来解脱生死的束缚，因而认为“纵浪大化中”“有放肆意”，可惜他完全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纵浪大化”这种超脱生死的自在洒脱来自诗人“僶俛抱兹独”的忧勤修身。陶渊明的确说过“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之一），“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一类“有放肆意”的话（《归去来兮辞》），甚至还说过要及时行乐：“千载非所知，聊以咏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事实上执着于儒家仁义操守的陶渊明，既不沉迷于利禄又不肆情于声色，他之所“乐”只不过是在景物斯和的暮春一个人“偶影独游”（《时运》），或者在秋高气爽的“佳日”与邻曲一块“登高赋诗”（《移居二首》之二），农忙时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之三），闲暇的日子与“素心人”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甚至在冻馁缠己的时候也“常有好容颜”（《拟古九首》之五），可见，他所行之乐没有任何放肆或放纵感性的意味。陶渊明不通过功德勋业而选择返回自然来超脱生死，其人生取向近道而别于儒，但在价值与意义的景观上与自然同一这一点上则属儒而非道。如果陶渊明完全“堕庄老”，他“返自然”的同时就难于固守仁义，也无法坚持道德修养。老庄认为正是儒家仁义扭曲了人的内在自然（天性），因此导致人与外在自然的分裂对抗。既要返回自然，又要执着仁义，就好像南辕北辙一样荒谬。孟子却认为只要个人自己知其性就能知其天，《中庸》也认为能尽一己之性则能尽他人之性，能尽他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与天地相参。陶渊明自道“性本爱丘山”是为能知其性，“复得返自然”是为能尽其性，而“僶俛抱兹独”是为能至其命。他的“委心”是听任内在的自然（《归去来兮辞》），“委运”是听任外在的自然（《形影神·神释》），能“委心”并且“委运”就做到了“任真”，“任真”是一个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同时完成，并因之成为一个本真地存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博大无私而与天地相参，才能在“将辞逆旅之馆”时豁达洒脱。在论及《形影神·神释》中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几句时，清方宗诚的所见与方东树正好相反，认为陶渊明此语合于儒者“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夭寿不感，无入不自得，乐天安命之旨”。另一位清代的诗论家也认为陶渊明的“不喜不惧，应尽须尽，是为圣为贤本领，成仁成义根源，若徒以旷达语赏之，非深于陶者也”。